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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因为太过狠毒、太过暴躁而久久难以消失。
当我们再次看到艾米丽小姐的时候,她已经发胖,头发渐成灰白。随后的几年里,她的头发越来越灰白,直到完全变成了银灰色,此后才不再变色了。在她七十四岁去世的那天,头上仍然是充满活力的银灰色,犹如脑袋灵活的人的头发。
打那时起,她家的正门始终紧闭不开,这种状况维持了六七年的光景。直到她四十岁时,她才开始出门教授瓷画课程。
她在楼下的房间里开设了一间画室。萨多里斯上校那代人的女儿、孙女们被定期送到那儿。她们兴高采烈,如同星期天送她们去教堂做礼拜一样。她们还将二十五便士投入募捐的盘子中。与此同时,艾米丽小姐的税务已经被免除。
后来,更新的一代人成为小镇的骨干和灵魂。学画的学生们长大了,离开了画室,却不再让她们的孩子带着颜料、枯燥的画笔以及从贵妇人杂志上剪下来的图片去她那儿学画了。老宅的正门在送走最后一位学生后关上了,而且是永远地关上了。当小镇提供免费邮递服务时,唯独艾米丽小姐拒绝人们将铁质门牌与邮箱安在她家的大门上,而且她也根本听不进别人的劝说。
时光飞逝,岁月荏苒。我们眼看着黑奴的头发越来越白,背越来越驼,还依然提着购物的篮子进进出出。每年十二月,我们照例给她寄去税单,一周后保准被邮局退回,上写“无人领取”。偶尔我们会透过一楼的窗户看见她——她显然已经把楼上的房间封存了起来——如同神龛里的半截雕像。她的眼睛到底是在看着我们,还是没有看我们,我们一直分辨不清。就这样过了一代又一代,她是那么尊贵、安宁、怪异,让人捉摸不透,又无法回避。
现在她去世了。她在布满尘埃与阴影的老宅内一病不起,只有那个老黑奴服侍着。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她生病了。我们早就不从老黑奴那儿打听她的事情了。他从不主动和别人说话,可能也从不和她说话。他说话大声,嗓音粗粝,干巴滞涩,仿佛很长时间都没说过话了似的。
艾米丽小姐是在一楼的房间里过世的。她躺在笨重、挂着床帏的胡桃木床上,头发灰白的脑袋枕在黄色的枕头上,枕头因为常年不见阳光已霉迹斑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