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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法归来,我在上海写信给东京的日本友人中岛健藏先生说:“在巴黎同朋友们谈起当代的法国文学,我常常想到您,因为您是法国文学的研究者。”好久以前我读过中岛先生一篇介绍罗杰·马丁·狄·加尔的长篇小说《蒂波一家》的文章,保留着深的印象。但这次我在巴黎经常惦记中岛先生,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患着肺癌,据说到了后期了。
我知道中岛患癌症比较迟。去年八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以后,我国广播电台的记者到我家里来采访,我谈起过去在艰苦的岁月里不怕困难、不畏强暴、长期为两国人民友谊奋斗的中岛先生,表示了深的怀念,我说看到他多年的艰苦工作开花结果,他应当放心地休息了,我祝愿他健康长寿。当时我并不知道他生病,我想他不久会在上海机场出现,我等待这一天的到来。
这样的等待我有过一次,那是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在武汉机场同他们夫妇分别以后,我在度日如年的“牛棚”生活中常常回忆起同中岛先生一起喝酒谈心的日子,我相信我们还有重逢的机会,我等待着。等了十一年,我终于在上海的虹桥机场上接到了他,我们含着热泪紧紧握着彼此的手,“你好!”再也说不出什么了。我陪同他们活动了几天,还举行过座谈会,也讲了一些我个人的事情,可是那些堆积在我心里的话却始终没有讲出来。十几年来它们像火一样地烧着我的心,我哪一天忘记过它们!非常鲜明地印在我心上的就是这一件事:一九六六年六月中岛先生到北京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京子夫人同行,那天到机场欢迎的人不少,我也在其中。他们夫妇见到我,非常高兴。到了旅馆,闲谈起来,京子夫人还说看见我,他们很放心了。就在当时我也明白这所谓“放心”是什么意思,以后经过几次的交谈,我更了解他们夫妇对我的关心。那个时候《人民日报》已经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在日本流传着各种谣言,说是郭老的著作全部烧毁,他们以为我一定凶多吉少,想不到我还出来活动,他们的高兴是十分真诚的。我的感谢也是十分真诚的。那个时候我仿佛就坐在达摩克里斯的宝剑<sup>[2]下面,准备着随时落进灾祸的深渊,我多么珍惜这一份友情。我同他们一起从北京到武汉,后来我们在武昌机场分别,我对着民航小飞机不住地挥手,想到这也许是我和他们的最后一面,泪水使我的眼睛模糊了。只有在无穷无尽的靠边受审查的岁月中,在“五·七干校”边种菜边背诵但丁的《神曲》第一部的漫长的日子里,我的内心又渐渐产生了希望,我想得很多。我常常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