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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经过一个站台。我看见站名了。黎若纳啰嗦”到了把地铁站名都标在信上。这个站上去，有一座二十六层的公寓。等等，让我想想，是什么颜色？是浅米色的。门口站着守夜人，穿黑制服，对过有个咖啡店，从那里就可以看见五层楼上的一个窗口。窗口有隐约的钢琴声出来，是那个想见我的人弹的。黎若纳用元珠笔费了多少口舌？生怕我还有新的借口，她把路线从地铁站一直标到了五层楼上：出了电梯有个长几，上面放了一盆假花，往它左边拐进一条走廊。然后就容易找门牌号了。

那个楼我不陌生。我和四楼的一个男人也有丑闻。我一两个星期就去他那里一次。有两次我在楼下的厅里坐了很久，想在暗里看看想见我的那个人。应该不难认，楼里没有几个亚洲人。我的伏击不成功。我也没听见什么隐约的钢琴声。黎若纳想得美，谁会在美国这种地方没事弹肖邦、舒伯特、李斯特？年轻人有多少好事可干？谁会干弹小夜曲这样的酸事？伏击之后我回到家，开了淋浴，想起没拿浴巾。取换洗衣服时，一只手还在翻找，另一只手已经去关抽屉。煮开水泡面，不是把面拿到灶前，而是端了一锅滚水去柜子前取面条。一连几天，天天行为倒错。

十月是个好月份，芝加哥的叶子血红血红，好在黎若纳停止啰嗦了。

茹比四十岁时，成了一个艺术学院的旁听生。我在她学校地下室里看见她，也把头发染得不成体统。她约我来吃她们大学生的便宜自助餐。我们是很无望的。她是同性恋，我连异性恋都不是。我急切地要找个男人搭伙过活，我干的这行又妨碍建立对他们的尊重意识。男女之间的初期假象，也丝毫建立不起来。茹比在郊区上班，常常采一把野花放在我家门口。她知道我们之间的无望，不过她总得有个人可以为其采采花。尤其是为采花她必须犯法。牺牲意识让茹比感到古典。

交钱的队比取食物的队要长很多。学生们没有一文现钱，三块钱也开支票：出示身份证，填写地址电话，这样队伍就排到了走廊里。我到餐厅的另一头去排取食的队。餐厅中间放的电影画面暴烈。情爱是件暴烈的事。学生们多数戴着耳机，相互间大声交谈，这个年纪同时能干好多件事，一个亚洲女孩也不例外。她或许也和这一大片美国孩子一样，同时干的每件事干了就忘，没一件算数。

亚洲女孩比所有学生更邋遢，牛仔裤和上衣都叫不出颜色，是所有含混颜色的混合。头发真多，可供她去染三个色调的黄。我心里说，转过你的脸来。脸还真转过来了。由于衣服头发的似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