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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联合一作兼任唯一通作）论文。这终究还是变成了一个学术问题。但是，我要转移研究方向，就必然要采购新的期刊，这一点是不可避免的。哪怕可以用较低的价格获取少量过刊，也免不了要花巨资采购交大和震旦等本地高校都属于稀缺或压根没有订阅的文献，然后就回到了经济问题。”
夏希羽说到这里时，众人哈哈大笑。
在1981年前买过外国期刊的读者都知道：学术成就的产出与可用的参考论文资料成正相关。
但同一批读者应该也知道：在没有后世那般发达的线上与线下数据库的世界里，可用的参考论文总是很有限的，而且在冷战没有结束以及“开放存取”（openess）出现之前，这一因素受到各种非学术因素影响十分严重，并且没有像后世那样各种各样的绕路选择。如果你所在的机构以及与之有合作的机构的馆藏中没有，那就是没有。
事实上，即便是有钱到希羽组研究所这样的中国学术机构，从去年七月希羽组研究室正式成立起，用于从各种渠道采购外国期刊的月均费用也已经高达近万米刀，与希羽组全年20万米刀上下的开销相比，在这个时代的中国已经属于相当高的水平——同一时期，我国对高校的有关费用的规定是百分之五，全国有六分之一左右的高校不到百分之二。此外，按照人（生）均图书费计算，能达到150元以上的基本可以确定为教育部直属高校，但在按照官方汇率牌价计算后，希羽组的水平也超过了这个数字的十倍以上。【1】【2】
而在夏希羽并不知道的原世界历史中，从一批中文期刊及其他网络资料来源来看，这一情况是从1970年代开始的：随着商业出版社的大量进入带来的越来越多的论文数量，大学与其他研究机构终于开始买不起期刊了，出版社们为此不得不涨价以应对采购量的降低，于是形成了被称为“serialscrisis”的恶性循环。以樱国为例——从1979年到1982年，该国各大高校（不分国立和私立）的图书馆订阅期刊的费用综合大约增长了一半左右。但到了1980年代末也终于无法承受越来越多的花销，进而开始削减购入的论文数量——然而即使如此，总花销还是越来越大。因为对于绝大多数想做出高水平成果的科研机构而言，高质量的核心期刊必然是要订阅的，这一点与价格基本无关。【3】
因此，夏希羽的笑声之中带着满满的苦涩。
沈涵曦也顺势收敛起了自己的笑容，面色严肃地说出了现在的情况：“改革工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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