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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一个有关女孩子牧养军马的舞剧。这些女孩子们都是成都的知识青年，最大的也才二十岁。这块草地的自然环境是严酷的，每年只有三天的无霜期，不是暴日就是暴风，女孩子们的脸全部结了层伤疤似的硬痂。她们和几百匹军马为伴，抵抗草原上各种各样的危险：狼群、豺狗、土著的游牧男人。她们帐篷的门是一块棉被，夜间为防止野兽或男性的潜越，她们在棉被后面放一垛黑荆棘。她们的生活方式非常奇特（小说中我如实描写了她们的炊事、浴洗、厕所等），让一个如我这样的女兵也觉得无法适应，或根本活不下去。她们和天、地、畜、兽之间的关系都十分奇特，去想像一下：把一伙最美丽最柔弱的东西——年轻女孩放在地老天荒、与人烟隔绝的地方，她们与周围一切的关系怎么可能不戏剧性呢？在我们住进她们营帐的第二周，来了个男人。这就是书中的指导员叔叔。叔叔是个藏人，或是羌人。叔叔是他的名和姓，不是辈分。叔叔看见我们几个女军人就显出一种奇怪的敌意，我琢磨他是嫉妒我们，因为我们在这群女孩和外部世界之间牵了一丝联系，否则她们都得仰仗他去和社会、人间取得沟通。他每隔两周或三周到女孩们的帐篷走一趟，送些一月前的报纸、家信和食品。他长相极英武，气质雄浑，有颗雄狮般的大头。他穿一身五十年代的军服，又脏又破，骑马飞快，打枪贼准。不知是出于好客还是示威，他当我们面击毙了在远处草丛里跑的一只野兔，又当我们的面剥了兔皮，整套动作像脱袜子一样轻松麻利。那是只哺乳的母兔，当皮剥到胸腹部时，两排乳汁如微型高压水龙头一样喷射出来。这使女孩子们的生活基调又添加了一层残酷、恐怖的色彩。
多年后，我们听说那个指导员叔叔把牧马班里的每个女孩都诱奸了。这是对女孩们的青春萌动残酷、恐怖，却又是唯一合理的解决。
“女子牧马班”的事迹在一九七六年成为全国知识青年的优秀典型，报纸上大幅地登出她们饱经风霜的年轻老脸，记者们管她们叫“红色种子”、“理想之花”。当时我感到她们的存在不很真实，像是一个放在“理想”这个培养皿里的活细胞；似乎人们并不拿她们的生命当回事，她们所受的肉体、情感之苦都不在话下，只要完成一个试验。
这个试验以失败告终。“性”毁掉了这个一度荣耀的集体。失败告诉我们：人性、雌性、性爱都是不容被否定的。
明显的，这部小说的手法是表现，而不是再现，是形而上，而不是形而下的。从结构上，我做了很大胆的探索：在故事正叙中，我将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