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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斯顿说，“不过，我得把东西弄上岸。”他们把平底船拖上岸后又开始把韦斯顿的便携式汽化煤油炉、罐头、帐篷和其他包裹运到离岸两百码处的一个地方。兰塞姆知道，这些随身用品都用不着，但他也不提出异议。大约一刻钟后，一个类似营地的东西就在一条小河边的一棵绿色树干、银色树叶的树下的长满青苔的地方建成了。两个人都坐了下来。兰塞姆起初听得很有兴趣，然后是惊奇，最后是怀疑。韦斯顿清了清嗓子，挺起胸，摆出一副讲课的派头。在随后的谈话中，兰塞姆感到韦斯顿在愚蠢地胡说八道，与他毫不相干。两个人类一起被扔在一个外星球上无法想象的陌生环境之中。一个与自己的飞船分离了，另一个刚刚从时刻存在的死亡威胁中解脱出来。他们竟然立刻投入到本该发生在剑桥的公共教室里的哲学论争中来，这正常吗？可以想象吗？然而，那显然正是韦斯顿坚持要求的。他不关心他飞船的命运。他甚至似乎对兰塞姆为什么出现在金星上也没有显示任何好奇心。难道他旅行三千多万英里或许就只为寻求一场对话？但随着谈话的继续，兰塞姆发现，在他面前的就是一个偏执狂。像一个除了想出名什么也不想的演员，或者除了想情妇什么也不想的情夫一样，这位狂热、乏味和想躲也躲不开的科学家在滔滔不绝地宣讲他根深蒂固的观点。
“我生活的悲剧，”他说，“实际上也是现代全体智识界的悲剧，就在于由已知事物不断增加的复杂性所要求的呆板的知识专门化。正是由于我参与了那样一个悲剧，即早年投身于物理学，才使我直到五十几岁都未能给予生物学足够的注意。为对自己公平起见，我得明确指出，虚假的人文主义者把知识当做最终目的的想法从未吸引过我。我获得知识总是为了达到实用的目的。起初，纯粹出于个人原因，实用性很自然地吸引了我——我想要奖学金、一份收入和一个缺其不可的被普遍认可的职位。当得到这些以后，我开始看得更远——人类的功用！”
他讲完这些后停了一会儿，兰塞姆点头示意他继续。
“人类的功用，”韦斯顿接着说，“长期来看，严格地取决于在行星之间，甚至是在恒星间旅行的可能性。这个问题被我解决了。打开人类命运的钥匙就握在我手里。提醒你去回忆你我在马拉坎德拉上时，它是如何被一批充满敌意的、有智力的物种（我承认，我起初没有预想到他们的存在）从我手里夺走这个事实，这对我们两个都没必要，甚至是痛苦的。”
“确切地讲，不是敌意，”兰塞姆说，“不过，你接着讲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