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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便草率地听从了旁人的规劝，从而打消了重回广州的念头……
那时候，母亲和外婆都是极力主张重新返回广州去的。但是，这只是她们的一厢情愿而已，毕竟改变不了父亲的决定。
1946年8月期间，当父亲从广州回来后，便接受了博中高福桂校长的盛情聘请，从沙中上到博中担任体育教学。于是，母亲、外婆和我们便只好暂时留在家乡务农了。
就是因为父亲当年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于是，从此以后，便给他带来了他终生无法挽回的过错，并而感到无限的后悔与遗憾！
结果，便造成了后来在土改复查时，因为在解放前三年“顾工剥削”，和一些说不清的其它原因。结果，给母亲评上了一个地主成份。
就是因为这个“地主成份”的牵连，使得在土改后的近三十多年以来，便耽误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远大前程，和带来了不少难以言说的磨难和痛苦……
我记得，父亲生前在我们的面前，也曾多次提到过此事：
“要是当初不听信海秋、组和等人的话，就不会有……”。
看来，他的确是有点“后悔”莫及的感慨。就是因为当年这种不多考虑的草率和武断的错误决定，使他懊悔终生。但是，在人世间上，那里会有“后悔药”卖的？
我从小到大常常看到，父亲这个一家之长，一贯在家里都是具有绝对权威，一言九鼎的。
有时候，他要想干的任何一件事情，一旦由他决定以后，谁也就没有什么办法能阻止得了的。可是，有时候，他却又会不自觉地走到另一个极端方面上去，就是“偏听偏信”且“武断专横”……
正是：
抗战胜利想返穗，梦寐以求未能回；
误听旁人一席话，偏信专横知后悔。
只怪当年大气候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1967年，还只有十六岁的尹妹，因为家庭出身等原因升不了学，又暂时没有什么工作安排。于是，父亲就随便叫她一人，独自回到老家插队务农去了……
要知道，当时在凤山，她一个人完全可以找到一些日工、零工干干的。并且，也完全有能力可以自食其力地解决自己的生活。
到了1968年以后，那场上山下乡运动的年代中，除了在外工作的伊妹以外，其他几个弟妹，也全都是他“安排”，先后回家乡去的。
到了后来，才陆续地进行补办回乡知青等的有关手续的。其中，我和尹妹并未能领得到当时的插队知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