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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我这想象中丢掉不少体面。我这方面真没办法。
你要多运动。我女儿的失眠跟她缺乏运动有关系。
是吧。我说：我会尽量多运动的。我心想，你女儿的动叫“运动”，我的动叫“劳动”。两个阶级，两个性质。刘先生三十多岁就接受了父亲在南洋、香港的遗产，四十多岁就开始做寓公。他写些不疼不痒的散文、诗，后来成立了一个话剧社，自己出钱演戏。他还在百老汇周边玩了十多年，结果有个抗日的戏被人翻译成了英文，演了十场戏，是为了纪念“南京大屠杀”二十五周年。五十多岁的刘先生从此开始在好莱坞游击，十几个电影剧本至今仍在各种经纪人手里，被各种正牌的或冒牌的导演们一时垂青，一时又抛弃。潇洒清高的刘先生不仅票戏、票艺术，也票生活。他正式的生活是梦想，梦想未实现的，将实现的，已错过的。我的母亲是他梦想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像刘先生这样的富贵家族，每隔一代两代，总会出个品格高雅，不屑钞票的败家子。这样钱也好权也好江山也好，就会按它自己的兴衰规律去调整和平衡。
刘先生告诉我，他很可能要到芝加哥来看一场实验话剧。他问我肯不肯陪他看看博物馆，听听交响乐。
我心想我是太肯了，只要我的失业到时候还这么稳定。我嘴上说：那太好了！我请您吃饭！
刘先生乐呵呵地说：好啊，好啊。
我这么慷慨当然知道刘先生绝不可能要我请他下馆子。辞掉餐馆工作，我只能等刘先生来改善我的伙食。
我和刘先生聊了半小时。我在三十分钟里每一分钟都出一身汗，因为我发现自己精神跑得厉害，生怕不小心张口说：托尼，借我一千块钱吧。
我在刘先生的电话挂断后，在卧室里团团转。已经是深夜，我一面听着牧师夫妇单调、中速的做爱节拍，一面踱着步打腹稿。我要写封信给刘先生，告诉他我经济上的狼狈，请他借给我下月的房租和水电费。这不比我妈当年给他写绝交书容易。
我给理查·福茨打了个电话，是他办公室的留言机接的。我口气简短有力，只说我需要立即见他。
昨天晚上回到家，牧师夫妇都没睡。我刚把钥匙插进钥匙孔，门锁就从里面拧开，然后我看见了牧师太太惊惶失措的面孔。她的嘴巴仍吃力地摆出微笑的形状，眼睛却白热地瞪着。
我问：你好吗？我想，大概是要跟我清账了。
很好。她马上回过头去看牧师，礼貌顺着惯性从嘴里出来：你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