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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从我引入这些人物的理由看，任何人都能看出，整个故事不仅充满了义愤，还包含了潜在的怜悯和轻蔑，这证明我超越了故事中原有的不道德和肮脏。
我是在一段为期两年的艰苦创造期之后，开始构想《间谍》这本书的。在那两年的创造中，我完成了描写遥远的南美洲风情的《诺斯特罗莫》，以及绝对关于我本人生活的《如镜的大海》。在这两部作品中，第一部涉及了大量创造性努力，我认为我再也不能去写那么大视野的作品了。第二部无保留地描写了我与大海之间的深厚关系，以及大海对我半辈子生活的影响。也就是在这个写作时期内，我真实的感受能力有了两个鼎力合作的伙伴，一个是极高的幻想能力，另一个是敏感的情感，这两者都很诚恳、很忠实于现实。然而，我仍然觉得自己好像被遗弃了一样，沦落在大量无用的感觉的苎麻壳中，迷失在另外一个充斥低劣价值的世界里。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需要做出改变，改变我想象力，改变我对未来的看法，改变我的精神状态。我倒是认为，我的情绪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发生了一种本质性的改变。我不记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写完《如镜的大海》，我知道我已经把我对自己和读者的真诚写入了这本书的每一行，于是我很不情愿地封笔不写了。就在这段空闲的时期，我肯定没有主动想找点丑陋的东西去写作，但《间谍》这本书的主题——我是说那个故事——却来找我了。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偶然与我谈起无政府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我们是怎样谈到这个话题的，我已经记不清了。
然而，我记得我们谈到了无政府主义运动是一场毫无益处的犯罪，而无政府主义的学说、行为、心理状态也同样毫无益处。我们还谈到了，无政府主义分子半疯狂、半无耻欺诈的可悲本性，他们利用人类的苦难和容易轻信的毛病总是渴望走上自我毁灭的悲剧结局。这让我无法宽恕他们的哲学假说。这样谈论了一会儿后，我们又谈起一桩具体的实例，我们回忆起有人想炸毁格林尼治天文台的事。这是一件浸透着鲜血的荒谬事，荒谬到无法用任何理性思维过程去理解起真相，甚至连非理性思维过程也无法办到。虽说不合理的事有其自身的逻辑过程，但这桩暴行却不然，事实是一个人把自己炸成碎片，而天文台的外墙只有轻微的裂缝。这无论如何也无法与某种理念相联系，既联系不上无政府主义理念，也联系不上其他理念。
我向我的那位朋友指出这点，他听了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用他那典型的虽然随意但显得无所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