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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穿过喀什人民广场，回头看着月光下的毛主席像，让人恍惚的画面。几个武警警惕地看着我们。广场上也有些汉族在聊天，两个男人坐在微缩版的“金水桥”上手拉着手。
我们径直往里走，看到喀什人民公园的牌子。
要去吗？甫跃辉问我。自治区文联的工作人员，听说我们半夜跑出去，已经急得要命了。
喀什人民公园？
1994年，“古兰丹姆”唯一跟我提到过的喀什的地名，如此不真实地扑到眼前。
于是，我又不得不回忆起她。
那一年，五四青年节的文艺汇演，她在舞台上摔倒，有条腿严重扭伤，几天不能走路，躺在家里休息。
我去探望过她一次。她寄居在叔叔家里，楼梯下的亭子间，刚够摆一张床。她的叔叔婶婶还有表妹都住在楼上。
屋子小到让我抬头就会撞到后脑勺，她说，就坐在我的床上吧。
我很紧张，却无法抗拒，便坐在她的床沿，这是我第一次坐到女孩子床上。
床头的墙上，挂着她最喜爱的笛子，也在舞台上摔坏了，裂开一道深深的口子。我帮她用透明胶反复缠绕，但音色已无法恢复。她难过地说，那是爸爸送给她的笛子，在她离开喀什去乌鲁木齐转车往上海的长途汽车站上。
唯一的床头柜里，她掏出几张发黄的相框。那是1968年，许多上海知青离家远行，胸口戴着大红花，在列车窗口挥手告别，个个意气风发，其中有一个就是她爸爸。
她说，她爸爸离开上海时，吹了一曲笛子《我们新疆好地方》。在火车站，有不少人听了这首曲子，就主动报名来了新疆。没想到，二十年后，这些人都跟她爸爸成了死敌，说是当年被他骗来了新疆，没想到吃了那么多苦。但，所有人再也回不去了。
你爸爸回来过吗？
嗯，半年前，他好不容易回了一趟上海，却跟我叔叔打了一架。叔叔说，能容纳我住下读书已经不错了，怎可能再让我落个上海户口呢？她看了看头顶的天花板，说，他们兄弟打到头破血流。最后，爸爸独自回新疆去了，真想跟他一起回去啊。
后来，我才明白，这种事情太常见了。当年离家的知识青年，为了给自己或子女赢得一个回城的户口，要征得原籍的兄弟姐妹签字同意，常常因此反目成仇，乃至大打出手，也不乏闹出人命。
不久以后，学校里又传出一件大事，关于李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