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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统观念丧失殆尽。
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政府对大米生产实行了价格补贴政策。这种政策刺激了稻农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大米生产。但是，由于居民饮食结构的变化，大米需求量相对减少，出现大米“过剩”。因此，日本政府从1969年度起，采取了缩减大米种植面积的措施，鼓励稻农转种其他作物或休耕，对这一部分土地给予每十公亩三万五千日元的奖励补贴金。这一措施就是“减反政策”。“反”是日本土地面积单位，一反大约合十公亩。
在这块土地上，农民们清晨顶着繁星出工，夜晚披着月光归来，从事艰苦的农业劳动。可是，收获的米却全部卖给政府，自己不能自由买卖；蔬菜的售价也总是忽起忽落。与其被土地绑住身子，干那种苦不堪言的农活，倒不如干脆进城打短工，还能赚到一笔现金，
由电视机引起的追求城市生活方式的风潮，袭遍日本每个偏僻角落的农户渔家，摧垮了朴素的自给自足的生活习惯。人们通过电视，接受现代文化生活的洗礼。虽然身在穷乡僻壤，心却与城市生活脉脉相通。对金钱的需求，也从原来的只求维持最低生活的低标准，发展到要与现代化城市生活相媲美的高标准。这样，外出做工形成一种风气，在农村里滋生蔓延。有的地方，本来只是在农闲期间离乡，现已发展为成年累月外出；原是厂方根据农活的忙闲来招工，进入不景气时期，反倒是农民根据厂方的需求而去应募。这样，找到工作的人尚好，找不到工作的农民，由于思想早已离开土地，不肯再回到田里无所牵挂地务农。外出做工不仅夺走了农民的土地，也熄灭了他们的劳动热情。
就这样，三个人都被招工人宣传的“优厚待遇”所迷惑。这次招工没有通过职业介绍所，他们只是妄信了来人“登记事业斡旋指导员”这个职衔。这是什么职衔？登记什么？谁都不晓得，稀里糊涂地报了名。这里也有一种诱惑力：不通过职业介绍所，收入的现金无须纳税。
临出发的时候，指导员说合同中“往返旅费报销”的旅费，在到达工地前，需要应募者暂时自理。无奈，人们只好把家里仅有的钱凑到一起，买张去东京的火车票。他们对来汽车站送行的妻子千嘱咐万叮咛：“只要挣了钱，马上就寄来，你要把家照看好。”已经看不见汽车的影子了，妻子依然伫立在旷野里的车站处翘首眺望，样子着实可怜。妻子为了给丈夫买张去东京的车票，连孩子求学的伙食费都添进去凑了数。“不管干什么活，一定得挣钱寄给家里”，他们暗下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