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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当我很晚回家时,看到父亲做好饭菜在等我,我没有回家的话,他不会吃饭也不会睡觉。我开始尽量推掉晚上的应酬,回家陪我父亲吃饭看电视。这一年休假的时候,我带着他去了黄山,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门旅游。我六十岁的父亲身体十分强壮,爬山的时候我气喘吁吁了,他仍然身轻如燕,陡峭的地方还需要他拉我一把。
郝强生和李月珍也退休了,他们的女儿郝霞在北京的大学毕业后,去美国读研究生,然后留在美国工作,与一个美国人结婚,生下两个漂亮的混血孩子。他们退休后准备移民美国,在等待移民签证的时候经常来看望我父亲,那是我父亲最高兴的时刻。我回家开门时听到里面笑声朗朗就知道他们来了,当我出现在他们面前时,李月珍就会高兴地叫我:
“儿子。”
李月珍一直以来都是叫我“儿子”,我心里也一直觉得李月珍是我成长时的母亲。我还在杨金彪身上的布兜里吮吸自己手指的时候,李月珍几乎每天来到我们铁路旁的小屋子给我喂奶,她对杨金彪说,奶粉哪有母乳好。我记忆里的李月珍一直是个很瘦的女人,父亲说她以前是胖胖的,是被我吃瘦的。我默认父亲的说法,在那个贫穷的年代里,营养不良的李月珍同时喂养两个孩子。
我对他们家的熟悉不亚于对自己的家,我童年的很多时间是在他们家度过的,每当我父亲上夜班时,我就吃住在他们家中。李月珍对待我和郝霞就像是对待自己的一双儿女。偶尔吃上一次肉的时候,她会把碗里最后一片肉夹给我,没有夹给郝霞,有一次郝霞哭了:
“妈妈,我是你的亲生女儿。”
李月珍说:“下次给你。”
我和郝霞青梅竹马,我们有过一个秘密约定,长大后两个人结婚,这样就可以一直在一起,郝霞当时是这么说的:
“你做爸爸,我做妈妈。”
那时我们理解中的结婚就是爸爸和妈妈的组合,当我们明白更加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丈夫和妻子以后,谁也不再提起这个秘密约定,我们两个人以相同的速度遗忘了这个约定。
我后来没再去过那个北方城市的家庭,只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给他们打一个电话,通常是我生母接听电话,她在电话里详细询问我的近况后,总会嘱咐我要好好照顾杨金彪,末了她会感慨地说上一句:
“他是一个好人。”
我父亲杨金彪退休第二年病了,他吃不下饭,身体迅速消瘦,整天有气无力。他瞒着我,不让我知道他正在疾病里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