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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古代中国的诗，一般来说有两条路子，一条路子是出于《庄子》，一条路子是出于《离骚》。
“出于《骚》者为正，出于《庄》者为变。斯言颇有所见。”有一个观点认为，出于《离骚》的诗是正格，出于《庄子》的诗是变格（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一：“《庄》以放旷，屈以穷愁。古今诗人，不出此二大派，进之则为经矣。”缪钺先生所征引的说法，似本于此）。对于这个见解，缪钺先生认为非常好，他说：“诗以情为主，诗人皆深于哀乐。”主张诗人一定是一个性情中人，其人对这个世界很敏感，所以有很多喜怒哀乐要抒发出来。
“深于哀乐”有两种不同的表现方式，一种是“入而能出”，一种是“往而不返”。庄子是“入而能出”的，他有喜怒哀乐，但自己又能从这些情感中超脱出来。而屈原则是“往而不返”，字面的意思是“去了就不回来了”，他把感情全部倾泻出来，是不会收束的。李商隐跟屈原一样，走的都是“往而不返”这条路。
“入而能出”的人，除了庄子，我们熟悉的还有苏东坡。苏东坡的生命历程也非常坎坷，他有很多痛苦，但他能让自己从这种情感中超脱出来。这是一种极高的人生境界，但就诗而言，却不尽然是好的，因为这容易导致作品不动人——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往而不返”的人，除了屈原、李商隐之外，大家熟知的还有杜甫、李贺、龚自珍，这种类型的诗人很多，即使是表现得很平淡的陶渊明，其内在的感情也是激烈的，也属于“往而不返”品格。龚自珍对陶渊明有一个很精到的论述：“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父一分骚。”总体来说，“往而不返”的诗人数量为多，所以说“出于《骚》者为正”。
诗以“往而不返”为贵。梁简文帝说：“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这句话的含义是说，写诗作文跟做人行事不一样，做人要知道克制，但写诗作文就不妨尽情地把感情抒发出来。李商隐在《祭小侄女寄寄文》里说：“明知过礼之文，何忍深情所属。”古人推崇的状态是中正和平，强调“过犹不及”。李商隐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说自己写的是“过礼之文”，但他又知道控制不了自己，因为他太深情了。
这就是诗人李商隐，一个为诗而生的人。
从先秦到晚清，诗之所以一直是中国文学的最高殿堂，是因为“往而不返”的品格闪耀着作者的生命之光，使得诗成为超越于作者的学问和思想之上的文体。
缪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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