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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先与后金和解，全力去对付中原的农民军，从而腹背受敌，最终导致明朝灭亡。
赵翼之论，有他的一番道理。但那也只能说明明末书生的过失，更多的是具体方法上的失误。这种执行策略上的错误可商可议，然而对于将士防备敌人、奋勇杀敌的精神，则不能有所指摘。
欧阳修此诗所呼吁的，就是这样一种不屈的精神。
如何应对北方骑兵，是冷兵器时代里每个中原政府所必须思虑的重要问题。在宋代，这个问题显得非常严重。总宋三百多年，都处在强敌的环伺之中。北宋政府在面对西夏、辽国时，极度被动，这引起了许多士人的不满，欧阳修就是其中一位。他固然怒于政府的不争，但对于国势的颓唐，他更多的是悲哀。这首《唐崇徽公主手痕和韩内翰》叙说的虽是唐朝的故事，所指向的却是当下。
传世的咏史、怀古诗，说的往往是作者当下之事。这是诗歌里可贵的当代意识。
欧阳修此诗所寄寓的感慨，比李山甫的更深沉。前四句说的是崇徽公主的事迹，第五、六句愤怒地说出玉颜的遭遇，同时以强烈的质问语气，揭出肉食者的卑懦嘴脸。
那些享受着高官厚禄的人，不能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反而让弱质纤纤的女子，牺牲自己的青春，远赴夷蛮之地，以此来挽救国运——再没有比这更令人痛心的事情了。
唐诗不重议论，但到了宋诗这里，发生了变化。宋人或许觉得，只是描写已经不足以抒发心里涌动的情感，于是像“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这样的议论就多了起来。苏轼那首《和子由渑池怀旧》，下笔便是议论。至于王安石、黄庭坚等人的诗作，议论同样俯拾皆是。
议论入诗看似取巧，实则是一步险棋，因为议论最容易落于下乘。毕竟诗不是文，没有足够的字数空间让你建立绵密的逻辑关系。有时作者急于表达观点，或观点不成熟，往往损害诗味，使得诗作缺乏远意。宋诗为后人诟病的一个地方，就在于许多拙劣的议论影响了诗作的质量。
欧阳修此作则无斯敝。前四句中，每一句的感情都渐趋强烈，至第四句已无描述可供差遣。将铺垫做足，第三联的议论便显得水到渠成，它将作者的悲怀与愤怒，用最痛快的方式表达出来。末联一转而变得沉着，一种无可奈何的绝望，隐隐涌动在里面。
朱子赞扬这首诗说：“以诗言之，第一等好诗。以议论言之，是第一等议论。”可谓是最精当的评价。
“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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