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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会把五四运动和“德先生”与“赛先生”联系起来。
《苦涩的革命》里面是这样描述90年前那天的情形的：大约3000个学生在天安门会合，聆听了抗议巴黎和会的演说。下午两点学生们听完了演说，举着标语向使馆区行进。当气氛变得更热烈时，他们向曹汝霖家走去。开始时队伍秩序井然，到曹家之后，示威者突然变得疯狂，开始叫骂卖国贼，有人把标语扔到房顶，有人开始砸窗户。
当人们冲进曹家，曹汝霖乔装成警察从后墙逃跑。在曹家做客的驻日公使章宗祥跑得不够快，被愤怒的人群抓获。人们误以为他是曹汝霖，拆下铁床腿痛打，直到他遍体鳞伤，大家都认为他被打死了。曹家的一切都被砸烂，女眷的香水也被砸碎，空气中到处是香水的味道。
该描述说明，在1919年的5月4日那天发生的事情，是一群愤怒青年出于爱国义愤而举行的示威游行，其中还有暴力袭击。这件事情和19年前义和团伏击外国入侵者以及80年后炸南使馆事件后的大学生抗议，方式虽不尽相同，性质却类似。如果说它代表了一个传统，那就是爱国主义传统，和“德先生”、“赛先生”似乎没多大关系——很难想象当时愤青们是出于对民主或者科学的热爱而拆下那张铁床的腿。
爱国主义虽是一种美德，却未必有什么新意，也未必体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精神。从屈原到岳飞，从文天祥到袁崇焕，可以说都是爱国主义的先驱。正如从屈原到袁崇焕的爱国主义没能把中国推向民主和科学，五四青年的爱国主义同样未必将中国向那个方向引领。
《苦涩的革命》一书试图通过“五四精神”这个棱镜来透视整个中国的20世纪史：它的兴起和衰落、它的符号化和扭曲化、它的复兴和再次衰落，以及它如何成为中国整个20世纪的精神幽灵。但是通过把五四运动和“德先生”、“赛先生”、“文化解构”、“启蒙”联系起来，作者Rana Mitter像大多研究五四运动的人一样，将这个事件演变成了一个意义超载的神话。
当然，这场短短几个小时的抗议活动后来被称为运动、再后来被说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摇篮、再后来成为民主与科学的标志、最后成了一个90年后人们还在热情庆祝的节日，不是没有原因的。在时间上，它发生在一个叫新文化运动的内部。人们需要对这个时间边界模糊、内容复杂多元、人物谱系分散的新文化运动确定一个标志性事件，于是指认了五四运动。
但时间上的契合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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