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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话共持续了二十分钟左右。
肖海虽然没研究过心理学，但他以前是刑警，同样掌握很多问话的技巧——当然，这些技巧在李智勇的身上都用不到，因为他真的很配合。
在这期间我一句话都没说，只是用一种旁观者的角度，试图从李智勇的身上，找到哪怕一丝他在伪装的破绽。
可最后我也没发现什么破绽，不过“旁观者”这个行为，让我有了一个新的思路——
这个思路的出发点，是李智勇的个人信息。
虽然他不认识我，但他的部分信息和我记忆中是重合的，这就证明在我编撰这部分记忆时，至少单方面的了解过他。
把一个陌生人加入自己的记忆，这又是一个具有极强目的性的行为。
而且从逻辑来看，这种情况不会单独存在，所以基本可以确定，我现在的记忆是被严格筛选、制定过的。
这是一个经过设计的“因”，而当时的我认为，这个“因”会将我导向某个既定的“果”。
至于我为什么要让自己忘记，恐怕和“观察者计划”的底层逻辑差不多。
就像那种看视频回答问题的游戏。
先播放一段视频，然后提问视频中第三个出现的人，左脚的袜子是什么颜色？
大多数人在第一次都无法回答，于是在第二次观看时，会下意识把更多精力放在“袜子”上，但第二题却可能是“拿薯条的人用了几根手指”。
就像人类面对【大灾难】一样，这个游戏的难点也在于“问题不可知”，所以无论“袜子”还是“手指”，都有可能成为关键线索。
清除记忆可以有效避免这种“先入为主”，让观看视频的人、也就是观察者，尽可能全面的收集所有信息。
代入到我自身的情况，就是“果”处于一种无法被观测、甚至预测的混沌状态。
于是当时的我设计了这些记忆，它们会促使我接触一些事件，而线索就藏在这些事件当中。
同时为了避免我过度关注“袜子”或者“手指”，我让自己忘记了任务，以达到一种“旁观者”的状态。
就像我现在以旁观者的角度，从李智勇的身上收集信息一样。
但这就引出了一个悖论——
先入为主的基础是“先入”，也就是说当时的我已经有了某种方向，只是没有太大的把握、或者认为那个方向是错的，才会采取这种方式重新来过。
可是我在公开提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