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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买了两本清泉牌红封面练习簿，一本我保存，另一本给冉森，这样照片目录就有一个副本。我担心他去墨西哥旅行时，会因毫不在乎或心不在焉而把我的工作成果弄丢。因此，我情愿保存一个副本。今天，我翻阅这副本时，有一种奇特的感觉，如同在查看想象中照片的详细目录。如果连照片摄影者的命运也无法确切知道，那些照片的命运又是如何？冉森把这三只手提箱全都带走，还是在动身前把它们全部销毁？我问他打算如何处理这三只手提箱，他就对我说，他觉得这些手提箱碍手碍脚，他尤其不希望有“多余的行李”。但他并未提出让我在巴黎保管这些手提箱。最好的结局是，它们放到今天，在墨西哥的某个市郊烂掉。
一天晚上，我在摄影室待的时间比平时要晚，这时他回来了，我感到惊讶，当时我把记在第一本练习簿上的照片目录誊抄在第二本练习簿上。他在我身后俯身观看：
“这是赐福般幸运的工作，老弟……您没有累坏吧？”
我听出他声音里有嘲讽的味道。
“如果我是您，我会把事情做得更加地道……我不会满足于两本练习簿……我会做一个索引，把这些照片上的人名和地名按字母表次序排列……”
他微微一笑。我张皇失措。我感到他在嘲笑我。第二天，我开始做索引，按字母表次序写在大记事本上。我坐在长沙发上，周围放着一叠叠照片，是我逐渐从三只手提箱里拿出来的，我依次写在两本练习簿和记事本上。这一次，冉森的微笑凝固在脸上，他十分惊讶地看着我。
“我当时是开玩笑，老弟……您对我的话却信以为真……”
我可没开玩笑。我承担这一工作，是因为我不希望人和物不留痕迹就消失殆尽。但我们是否下决心做这件事？而冉森也显出同样的担心。我查看我保存的目录，发现他的大量照片是在巴黎拍的，或者拍的是人像。他在巴黎拍的照片背面写有照片拍摄的地点，否则的话，这些地点我往往很难确定。照片上可看到楼梯、人行道边缘、街沟、长凳，还有贴在墙上或栅栏上被撕破的广告。他对秀丽的景色毫无兴趣，而只是听凭他个人的目光，我回忆起这目光中悲伤和关切的表情。
我在这些照片中发现一张信纸，上面有冉森写的几条说明，都有标题：《自然光》。这是一家电影杂志请他写的一篇文章，因为他给六十年代初的几位年轻导演当过义务技术顾问，教他们使用战争期间美国新闻摄影师用的泛光灯[1]。这些说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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