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1]二十一年九月初，我接受了一个男士的来访。

这起事件几乎谈不上浪漫，也丝毫不是什么赶潮流，但在我心目中，也许到死都会残留着难以抹消的痕迹。这是一起奇妙的、不堪忍受的事件。

事件。

不过，说是事件，或许有点儿夸张。我和这个男士两人一起喝酒，也没有吵架，至少在表面上我们是和和气气、好说好散的。可是对我来说，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放过的重大事件。

总之，这个男人很伟大、很了不起。根本没有一点儿可取之处。

我去年遇到灾难，来到这津轻的老家避难，几乎每天都诡秘地将自己关在里面的房间里，偶尔也有地方上的什么什么文化会的，什么什么同志会的邀请我去演讲或是让我出席什么座谈会的事儿，我总是推辞说：“总该还有很多其他更合适的人选。”然后一个人偷偷地喝酒，睡大觉，就这样从早到晚过着假隐居一般的生活。在这之前十五年的东京生活中，我曾出入于最下等的居酒屋，饮最劣质的酒，和所谓最下流的人打交道，对于大多数的无赖汉我也习以为常了，可是唯独对这个男人我却束手无策，总之是厌恶到了极点。

九月初，我吃了午饭，在正房的堂屋里，独自一人茫然地吸着烟，这时，一个身穿耕作服的老爷子呆呆地站在门口打招呼。

“哎。”

这人就是我说的那个“亲友”。

（我在这个手记里，描写一个农夫的形象，把他可憎的性格展示给世人。为了慎重起见，虽然有些无聊，我想补充说明一点，就是完全没有以此来支援阶级斗争中所谓的“反动势力”这样的意图，读者只要将手记读完，自然就会明白。这种声明或许令人扫兴，但是最近有一些脑筋迟钝、神经麻痹的人，不断叫嚣一些陈词滥调，妄下结论，对于这类大脑陈腐愚昧——不，或许反而是聪明的——人，我还是添油加醋地附上了少许说明。本来出现在这个手记里的他，虽然貌似农夫，但决不是那些喜欢摆弄“意识形态”的人所景仰的农夫。他实在是个复杂的人，总之我是头一回见到这样的男人，可以说令人不可理解。我甚至预感到这是一种新型的人种。我并不想尝试对此进行善与恶的道德审判，而是想将关于这种新型人种的预感提供给读者。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也就满足了。）

他是我小学时代的同学，姓平田。

“你忘了吗？”他露出白牙笑着说。我对这张脸似乎有些印象。

“知道，进来吧。”那天，我对他确实是个轻薄的社交家。

他脱掉草鞋，进了堂屋。

“久违啦。”他大声地说，“几年没见了呀？好几十年了吧？哦，二十几年没见了呀，我早就听说你来这里了，因为地里的活儿太忙，也没过来玩玩，听说你喝酒也成海量了，哇哈哈哈。”

我苦笑着给他倒茶。

“你忘了我俩吵架的事吗？我俩总吵架哩。”

“是吗？”

“什么‘是吗’？你看，我这手背上还有伤疤呢，这是被你抓伤的。”

我仔细看了看他伸出的手背，哪里有什么像样的伤疤。

“你左边的小腿上也应该有块疤，有吧？应该有的。那是我向你扔石头砸的，哎，没和你少吵过架啊！”

可是我左边的腿肚子和右边的腿肚子上没有一处他所说的那样的伤疤。我只是暧昧地微笑着，倾听他的话语。

“哎，我想和你商量个事儿，就是班级聚会，怎么样？你愿不愿意参加？我们好好喝它一通，招集十来个人，酒二斗，这个我来准备。”

“这主意倒不坏，不过，二斗是不是多了点儿？”

“不，不多。一个人没有二升不够意思。”

“可二斗酒上哪儿凑去？”

“可能凑不来这么多，不过我试试吧，别担心。可再怎么说是乡下，最近这酒也不便宜啊，这个还得靠你了。”

我心领神会地站起身，走到里间，拿出五张大纸币。

“给你，先把这些拿去。剩下的，再说。”

“等等，”他把纸币塞还给我，“这不对，我今天不是来向你要钱的，是来商量事儿的，就想来听听你的意见。反正得让你掏一千来块钱的。可今天是来找你商量，顺便看看你这个老朋友的。啊，行了，你只管听我的，把这些钱收回去吧。”

“是这样。”我把纸币收进上衣口袋。

“有没有酒？”他突然问。

我禁不住又看了看他那张脸，他瞬时间现出难堪而又晃眼的神情，嚷嚷起来：

“我听说你这儿总有两三升的，拿出来喝了吧，大嫂不在家吗？我想让大嫂给斟一杯。”

“好吧，那，这边请。”

我站起来，心里没趣极了。

我把他带到里间的书斋。

“乱得很啊。”

“不，没关系，文学家的屋子都这样。我在东京那阵儿，和很多文学家打过交道呢。”

可是对于这个，我怎么也不能相信。

“真是间好房子，修建得不错嘛。院子也很漂亮，还有柊树呢，你知道柊树的由来吗？”

“不知道。”

“你不知道啊？”他开始得意起来，“这个由来说大了是世界级的，说小了是家庭范围的，这又能成为你们的写作材料了。”

简直文不对题，我甚至怀疑他是否词汇不够用。不过也并非如此，后来他还是显现出了老奸巨滑的一面。

“那个由来是什么呢？”

他诡秘地一笑，装模作样地说道：

“下次告诉你柊树的由来。”

我从壁橱里拿出只剩下半瓶威士忌酒的四方形酒瓶。

“你也喝威士忌吗？”

“喝呀，大嫂不在吗？让她给我斟酒。”

我在东京住过很久，接待过很多客人，可从未有客人这样对我说话。

“老婆不在。”我撒了个谎。

“别这么说，”他丝毫不理会我说的话，“把她叫到这里来，让她斟酒，我就是想喝一杯大嫂斟的酒才来的。”

如果他所期待的是大都市的女人，高雅而妩媚，那么对他对老婆都很可悲。老婆虽说是大都市的女人，但颇为土气，又不好看，并且待人一点儿都不热情，所以要把她叫出来，我心里很不痛快。

“算了吧，老婆斟酒，反倒不好喝了。这个威士忌……”，说着我把酒倒进桌子上的茶碗里，“这在以前的话，算是三流品，不过不是甲醇。”

他一口将酒喝干，咂了咂嘴，说：

“像是蝮蛇酒。”

我又给他斟上一杯。

“喝得太猛，过会儿醉意一下上来，会很难受的。”

“嗯？瞧你说到哪儿去了，我在东京喝干过两瓶三得利呢。这威士忌是六十度吧？很普通，没多大劲儿。”说着又将酒一饮而尽。实在太没情趣了。

接着他给我斟上酒，然后又把自己的碗斟满说：

“没啦。”

“啊，是嘛。”我像是一个温文尔雅的社交家，心悦诚服地站起身，又从壁橱里拿出一瓶威士忌，开了栓。

他坦然地点点头，又喝了起来。

我心里有些厌恶起来，我从小就有浪费癖，爱惜东西的自觉性（绝不是自夸）比一般人淡薄。但这个威士忌可是我一直珍藏的，虽说以前是三流货，而现在的确是一流品。价钱固然很贵，可更重要的是，将它弄到手颇费了一番周折，不是花了钱就能买到的。这威士忌酒我在很久以前就收购了一打，并因此而破产，但我从未后悔过。每天享受品尝一点儿的快乐，为了让嗜酒的作家井伏[2]先生来访的时候也能品尝到，我一直倍加珍惜，可还是日渐减少，到了这个时候，壁橱里就只剩下两瓶半了。

他说要喝酒的时候，不巧没有日本清酒和其他别的酒，我只好拿出珍藏已久、如今所剩无几的威士忌来招待他，可没想到他这么能喝。这听起来像是吝啬鬼在发牢骚（不，我就直说吧，对这个威士忌我就是吝啬，就是觉得可惜。）被他如此这般理直气壮、不当一回事儿地暴饮，怎能不感到愤怒！

他的一番话，丝毫不能引起我的共鸣。我这话的意思不是说自己很有修养，而他是不学无术的乡巴佬，绝非如此。我甚至有过这样的经历，同完全没有教养的娼妇正儿八经谈论什么“人生的真实”；还被胸无点墨的老师傅逼得发表意见而流过眼泪。我进而怀疑起世人说的所谓“学问”，他的话惹得我一点儿也不痛快，原因确实在于他。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与其在这里三言两语加以断定，不如如实地活画出他每一天的种种言行，任读者判断。我以为这才是作者所谓健全的手段。

他从一开始就喋喋不休，大谈什么“我的东京时代”，乘着醉意，越发滔滔不绝起来。

“你在东京也因女人失败过的。”他大声说着，又不由冷笑起来道：

“其实在东京那阵儿，我也差点儿捅娄子，险些犯下和你一样的大失策，真的，其实已经到那份上了。不过我逃了，嗯，可真逃了。女人一旦看上了某个男人，是很难忘掉的。哈哈哈，至今还给我写信呢，嘿嘿，上次还给我送年糕来了呢。女人真是笨蛋，要想让她看上你，不是长相，也不是金钱，在于心情，就是一颗心。其实我在东京那阵儿，也不老实，想想看你那时候也应该在东京，或许跟哪个艺妓厮混，惹得人家掉眼泪。不可思议的是你一次也没碰到过我，你那时候到底都去什么地方游乐去了？”

我不知道他说的那时候是指什么时候，并且像他想象的，我在东京玩艺妓，以至于把艺妓惹哭的事也不曾有过。多半是在露天烤鸡肉串儿的小摊儿上，喝点儿泡盛[3]、烧酒，说一通醉话而已。我在东京，正如他说的那样，因女人而栽过跟斗，况且这也不止一两次，因屡遭失败，害得父母、兄弟姐妹脸上无光。不过我想至少可以这么说，“我绝非光仗着有钱，冒充美男子，玩弄艺妓，到头来还得意洋洋！”虽说是可怜的辩白，但因为他的这番话，我才明白就连这一点自己至今尚未得到他的信任。我开始感到腻烦了。

不过，这种不愉快，未必是因为这个男人才初次体味到的。东京文坛的评论家、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甚至已经成了友人的人也曾让我吃过苦头，因此，我可以充耳不闻、一笑置之。此外，我意识到这个农夫模样的男人，把这视为我的一大弱点，乘虚而入，我又感到他的这种用心是多么卑鄙，多么无聊。

可是那天我是个极其轻薄的社交家，没有一点果敢的表现。不管怎么说，我是一个身无分文的战争受害者，带着妻儿，硬是挤进这个并不富足的小城市，命中注定只勉强可以维持朝不保夕的性命，所以对久居这个城市的人们来说，不能不是一个轻薄的社交家。

我去正房拿些水果来招待他。

“你不吃吗？吃点水果醒醒酒，还能再多喝点儿呢。”

他借着这势头，大口大口地将威士忌喝下去的话，即使不酗酒斗殴，也会大醉，以致不省人事，弄得难以收拾。想到这儿，我为了让他平静下来，削了个梨给他吃。

可是，他好像不愿意从醉意中醒来，对水果看也不看一眼，一个劲儿地去抓盛有威士忌的茶碗。

“我讨厌政治，”话题突然转向政治，“我们老百姓最好不要懂什么政治，在我们现实生活中，谁做了对我们哪怕只有一点点的利益，我们就跟从他，这样就行了。谁把东西拿到我们面前，让我们攥着，我们就跟他，这样不就行了嘛。我们老百姓是没有野心的啊，有多少恩就报多少恩，这就是我们老百姓的诚实之处。什么进步党、社会党，管他呢！我们老百姓只知道种田、耕地，这就行了。”

我起初不明白他为什么突如其来地说出这样神秘的话来，可是他的下面这番话让我判明了真意，不禁苦笑起来。

“不过，上次选举，你也为你哥哥活动过吧？”

“不，什么也没做，每天都在这个房间做自己的工作。”

“撒谎，就算你是文学家而不是政治家，这可是人情啊，你一定为你哥哥做了很多。我虽然是个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农民，但是我懂得人情。我讨厌政治，也没野心什么的，社会党也好，进步党也好，没什么可怕的。但是我讲人情，我和你哥哥虽不亲近，可至少你和我是同学，是亲友，对吧？这就是人情。尽管没有人让我这么做，我还是投了你哥哥一票，我们农民用不着懂得政治什么的，只要不忘记这人情，就可以了，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