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一</h4>
一阵慌里慌张的开门声将我吵醒，一定又是那喝得烂醉的丈夫深更半夜回家来了，我没有作声，继续躺着。
丈夫打开隔壁房间的电灯，呼哧呼哧地直喘粗气，像是在寻找什么似的翻弄着桌子和书柜的抽屉，不一会儿扑通坐在榻榻米上，随后就只能听见急促的喘息声了。我心里纳闷儿，躺着问丈夫：
“回来啦，吃饭了吗？碗橱里有饭团呢。”
“唔，谢谢。”丈夫的回答从未这么温柔过，又问道：“儿子怎样了？还发烧吗？”
说来这也是稀奇事儿，不知是因为营养不良还是因为丈夫的嗜酒，或是别的什么病毒原因造成的，明年满四岁的儿子，比人家两岁的孩子还显瘦小，就连走路也摇摇晃晃不稳当，说起话来也至多发出“好吃好吃”、“不要不要”这样的只言片语，真让人担心是否脑子出了问题。我带儿子去公共澡堂洗澡的时候，抱起他那光着的身子，因为瘦得很难看，心里一阵凄凉，不由地在众人面前哭了起来。而且这孩子还经常不是闹肚子就是发烧，丈夫又几乎没有安安生生在家里待过，真不知他心里还有没有孩子。即便我提起孩子发烧的事，他也只会说：“啊，是吗，带他去看医生就行了”，便匆匆披上外套出门去了。我虽然想带儿子去医院，可手头没有一文钱，所以就只有睡在儿子身边，默默抚摸他的头。
可是这天夜里不知为什么，丈夫出奇的温存，竟问起孩子的烧退了没有这样的话来，我与其说是高兴，不如说预感到一种恐惧，竟不寒而栗起来。我不知如何作答是好，只好沉默着。之后好一阵儿，就只听得见丈夫急剧的咳嗽声了。
“有人吗？”
这时门口传来了女人纤细的声音。我像是浑身被泼了冷水似的，心里一惊。
“在家吗？大谷先生。”
这下她的语气更尖锐了，同时听到了开门声。
“大谷先生，你在家吧？”
声音显然带着怒气。
丈夫仿佛这时才走到门口，畏畏缩缩而又笨头笨脑地答道：
“什么事儿？”
“什么事儿你难道不知道？”女人压低声音，“你有这么像样的房子，还当窃贼。怎么回事？别再捉弄人了，把那个还给我。不然我这就去报警了。”
“你说什么呢，不要无理取闹。这里哪是你们来的地方，回去！否则我可要先控告你们了。”
这时，响起另一个男人的声音。
“先生，好大的胆量。不是你们来的地方？说得好极了！吓得我都说不出话来了。这事不比别的，窃取人家的钱财，我说啊，开玩笑也得有个分寸。迄今为止，我们夫妻俩，因为你吃了多少苦头，这你不是不知道。可你竟干出像今晚那样没心没肺的事来，先生，我可真是看错人了啊。”
“简直是欺诈勒索。”丈夫盛气凌人地叫道，声音在颤抖，“你们在恐吓我，给我回去！有什么话，明天再说。”
“多亏你还说得出口，先生你已经是个不折不扣的恶棍了，看来只能求助警察大人了。”
这句话激起我满腔的憎恨，我浑身涌起了鸡皮疙瘩。
“随你的便吧！”丈夫大声尖叫起来，那声音让人感到很无助。
我起身在睡衣上披上外褂，来到门口跟两位客人打招呼：
“你们来了。”
“哎呀，是大谷夫人吗？”
男人身穿一件长短到膝盖的短外套，岁数五十开外，圆圆的脸上不带一丝笑意地向我微微点头示意。
那女人则四十岁左右，瘦小身材，穿戴得很整洁得体。
“这么晚了还打搅您。”
女人依旧不带笑容地摘下披肩，向我行了个礼。
就在这时，丈夫忽然穿上木屐想要逃脱。
“怎么，你还想逃？”
男人抓住丈夫的一只胳膊，两人瞬间扭打在一起。
“放开！不然我捅了你。”
丈夫右手挥起亮闪闪的大折刀，这是丈夫的心爱之物，或许丈夫料到迟早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一直将它放在抽屉里。看来刚才丈夫一回到家就在抽屉里翻找出这把刀，揣在怀里了。
趁男人退缩的工夫，丈夫像只大乌鸦，挥动着和服外套的衣袖，跳到外边去了。
“捉贼啊！”
男人大声嚷嚷着，正要追出门外，我光着脚，下到土间，一把抱住了他。
“住手！谁都不能伤着哪儿，过后让我来收拾这场面。”
听到这儿，四十岁女人从旁插嘴道：
“说得是啊，孩子他爹。疯子加刀子，还不知会干出什么事来呢。”
“畜生！一定要报警，哪能容得了这等事。”
男人茫然地望着外面的夜幕，像是在自言自语，可是他已经全身无力了。
“对不住了。请到家里聊聊吧。”
我说着踏上门内的台阶，蹲了下来。
“说不定我能解决这事儿呢，请进来吧，请。就是家里脏了点儿。”
两位客人互相对视以后，微微点头表示同意。然后，那男人转而向我说道：
“无论您怎么说，我们主意已定。只是觉得应该向您说明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
“嗯，请进屋说吧，请多待会儿。”
“不不，哪里。待不了多长时间。”
说着，男人就要脱外套。
“别脱了，就这么穿着说吧，很冷的，就这么好。家里可是一点取暖的都没有。”
“那我就不客气了。”
“请吧，那位夫人也请就那样进来吧。”
女人跟着走在前面的男人，进了丈夫六铺席的房间，陈旧的榻榻米，破败的格子窗，剥落的墙壁，露出骨架的纸糊隔门，一边的角落里是桌子和空荡荡的书架，目睹屋里这般荒凉的景象，两人都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我让他们两口子坐在破得露出了棉絮的座垫上。
“榻榻米很脏，就将就着，坐这个吧。”
我再次向两人寒暄起来：
“初次和二位见面。我家先生以前给你们添了很多麻烦，今晚又不知是怎么回事，干出那种荒唐的事情来，真不知该如何道歉才好。总之，他就是那么个脾气古怪的人。”
我说着说着哽咽起来，再也说不下去了。
“夫人，能冒昧地问一下年龄吗？”
男人毫无顾忌地盘腿坐在破旧的座垫上，胳膊肘支在膝盖上，握紧的手支着下颚，向前倾着上半身问道。
“您是问我的年龄吗？”
“嗯，您先生好像是三十岁吧？”
“是，我比他小四岁。”
“那就是二十……六啦，这太不公平了，才这个年纪啊？倒也是啊，丈夫三十的话，是这个年龄啊，真叫人不敢相信。”
“我刚才就一直打心里佩服。”女人从男人的背后探出脸说，“有这么好的夫人，大谷先生还干那样儿的事，也真是！”
“是病，一种病呀。以前还好，现在越来越厉害了。”
男人说着，深深叹了口气，转而郑重其事地说道：
“说实话，夫人，我们夫妻俩在中野车站附近经营一家小餐馆，我和她都出生在上州[1]，以前算是个正经做买卖的吧，可以说是贪图享乐吧，不愿跟乡下人做那点儿抠门儿生意，二十年前就带着老婆到东京来了。我们夫妻在浅草的一家饭馆当寄宿雇佣，和大多数人一样吃了不少苦。好歹有了点儿积蓄，就在现在的中野车站附近，那是昭和十一年吧，租了一处六铺席大小另带一个小土间的房子开了家餐馆。地方又脏又小，顾客又净是些一次最多只花一两块钱的人，心里很没有把握。尽管这样，我们夫妻省吃俭用，勤勤恳恳地干活，幸而买进了好些烧酒呀、杜松子酒什么的，所以在后来缺酒的年头，我们也不至于像其他饮食店那样被迫改行，凑合可以维持买卖。这样一来，偏爱我们店的顾客更加真心地支援我们，还有人为我们疏通渠道，渐渐运来一些所谓军官们喜欢吃的下酒菜。后来和英美打仗，空袭渐渐多起来，我们因为没有缠手的孩子，也不想去乡下避难，心想只要房子不被火烧掉，就要把这生意做到底。幸好我们平安无事地挨到战争结束，于是又公开做起了倒买倒卖黑市酒的生意。长话短说，总之我们的经历就是这样。只是光这样草草说一遍，你可能以为我们没吃过什么大苦头，属于运气好的那类人。偏偏人的一生就是地狱，所谓善少邪多是真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哪怕一天或是半天能无忧无虑地过着就是幸福的。您丈夫大谷先生第一次来我们店的时候是昭和十九年的春天吧，那时候和英美打仗，没有人想过吃败仗，可能也有人意识到了吧。反正我们是不了解实际情况和事情真相什么的，只是以为再坚持两三年，就可以对等的资格同英美媾和了。大谷先生第一次来我们店的时候，好像穿着一件久留米碎白点花纹[2]的上衫和和服式外套，不过这种装束不光是大谷先生，那年头即便是在东京也很少看到穿防空服的人，大家都穿随意的便服外出，所以我们倒也不觉得那时候的大谷先生衣衫不整。其实，大谷先生已不是单身了，在夫人面前不太好说，不，我还是别隐瞒什么都说出来吧。一个年纪较大的女人带着您先生从店的厨房门偷偷进来，当然我们店每到那个时间就已关上了正面的门，按那时的说法叫作闭门营业，只有少数的老主顾才悄悄地从厨房门进来，他们也不会坐在店里土间的椅子上喝酒，而是在里面六铺席大的屋子里将电灯开得很暗，安安静静地喝，直到喝醉。那个稍稍上了年纪的女人以前是在新宿一家酒吧做女招待，那期间她把素质不错的客人带到我们店喝酒，这样他们就成了我们的熟客，这也叫一行知一行吧。那女人的公寓离得很近，新宿的酒吧关闭以后，她也经常带些熟悉的男人来。后来我们店的酒渐渐地少了，再好的客人，喝酒的人多了，对我们来说不但不如以前那么稀罕，反倒有些累赘。不过那之前的四五年里，她带来了许多花钱大手大脚的客人，出于情面，只要是她介绍来的客人，我们都会和颜悦色地递上酒水。所以您先生跟那个年纪稍大的女人，是叫阿秋吧，一起从后面的厨房门悄悄进来的时候，我们也不觉得奇怪，照例让他们进到里间，送上了烧酒。大谷先生那天晚上静静地喝着酒，让那女人付了钱，两人便一起从后门出去，奇妙的是，我怎么也忘不了那天晚上大谷先生喝酒的样子，出奇的安静和儒雅。魔鬼首次出现在人家里的时候，是否都显得静谧而纯真，从那天晚上起，我们店就被大谷先生盯上了。约莫过了十天，这回是大谷先生一个人从后门进来，忽然拿出一张一百元的纸币，那时的一百元可是大钱，相当于现在的两三千元甚至更多。他把钱硬塞进我的手心，怯懦地笑着说：请一定收下。那时他已经喝了不少。夫人，这您也不是不知道，没人像他那么能喝酒，你以为他喝醉了，他却突然说起有条有理的话来，喝多少，我们也从未见他走路打晃过。人到三十前后所谓血气方刚，喝起酒来也壮实，可他那样的真少见。那晚他看上去已经在别处喝了很多，可是来我家后，又接连不断喝了十杯烧酒，我们怎么跟他说话，他都一言不发，只是腼腆地笑着，还一边‘嗯、嗯’地暧昧地点着头，忽又问起时间来，随即站起身，我要给他找钱，他却说：‘不、不’，我加重语气说：‘那会很为难的’，只见他苦笑着，丢下一句：‘请暂为保管吧’，就回去了。夫人，我们从他那儿拿到钱，这可是头一回也是最后一回啊，那以后，他总是找出种种理由，三年不付我们一分钱，我们的酒都叫他一个人喝得精光，您说有这么不讲理的吗？”
我忍不住扑哧笑了出来，不知为什么就是觉得可笑，连忙捂住嘴，再看一眼那老板娘，只见她也笑得低下头去。而他的丈夫，更是无可奈何地苦笑说：
“本来不是什么好笑的事，因为太离谱了，也真想笑。说来他那么有能耐，要是用在正道儿上，不管是当大臣也好，做博士也好，都没得说。不光是我们夫妻，被他看上后到头来一个子儿不留，喝西北风的还大有人在。其实那个阿秋也因为认识了大谷先生，原来的靠山也走了，身无分文，如今在大杂院的一间肮脏的屋子里过着乞丐般的生活。说实话那个阿秋刚认识大谷先生的时候，对他可痴情了，一个劲儿向我们吹嘘，说什么大谷先生身份显贵，是四国某大名[3]的旁支、大谷男爵的二儿子，现在因为品行不好被逐出了家门，但只要男爵一死，他就可以和长子两人分家产了。据说脑子特聪明，是个天才，二十一岁就写书，比那个叫石川啄木[4]的大天才写得还好，随后写了十多本书，年纪轻轻便堪称日本头号诗人。还说是什么大学者呐，从学习院[5]到一高[6]，进而到帝大[7]，什么德语啦法语啦……哎呀，太可怕了，让阿秋说得可神了，不过这些并非全是谎言，就大谷男爵的次子、有名的诗人这一点来说，从别人那里也得到过证实。就连我们家上了年纪的婆子也说什么出身好的人就是不一样，和那个阿秋一样被弄得神魂颠倒，一心盼望着大谷先生来店里，真受不了。如今华族也没什么了不起了，可是直到战争结束前，要想勾引女人，就可以装成被赶出家门的华族子弟，这办法最有效了，女人准上钩，你说怪不怪？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所谓的奴性吧。我等之辈，虽说是男人中那种没羞没臊的，可他也不过是个华族而已。哎呀，在夫人面前说这些，真是对不住了，他不过是四国大名的旁支，再加上又是个老二，这样的人跟我们身份有什么两样？怎么会低三下四地稳不住自己呢！不过，那先生对我来说也真是不好对付，我曾经下定决心，不管他怎么求我，我都不会再给他酒喝了，可是每当看到他像个被追赶的人，在你出其不意的时候忽然出现在店里，并且来到这里，他好像才安下心来的时候，我们也就动摇了，还是拿酒给他喝。即使醉了，他也不会闹事儿，要是能老老实实付钱的话，还真是个好客人。对于自己的身份，他既不自吹自擂，也不说自己是个天才那样的傻话。而当阿秋从一旁对我们吹嘘他有多伟大的时候，他就会说些‘我需要钱，我要付这里的帐’之类毫不相干的话，使大家都感觉冷了场。那人至今没付过我们的酒钱，倒是阿秋时不时替他支付。除了阿秋以外，还有一个不便让阿秋知道的保密女人，这人好像是谁家的夫人，有时也和大谷先生一起来，总是替他多垫付一些。我们也是商人，要是没有人帮着付钱，不管是大谷先生也好，皇家贵族也好，我们也不能永远让他白喝呀！可是即使有人有时候付一点，也远远不足他喝的那份，所以我们就净吃亏了。听说先生家在小金井，并且有一位通情达理的夫人，就想登门商量一下酒钱的事儿，我们也问过大谷先生家在哪儿，可他立即察觉到我们的用意，说什么没有就是没有，何必那么斤斤计较，闹翻了是要吃亏的这类令人生气的话。尽管这样，我们还是设法找到先生的家，于是尾随过两三次，可最终还是让他溜了。后来，东京接连不断地遭到大规模空袭，大谷先生竟戴着战斗帽闯进店里，擅自从壁橱里拿出白兰地酒瓶，咕嘟咕嘟地站着喝，随后一阵风走了，也不付钱。后来挨到战争结束，我们终于可以公开地进一些黑市的酒菜，店头挂上新布帘儿，再穷也得撑着啊，为了招徕客人，还雇了个可爱的姑娘，可没想到那个魔鬼先生又出现了。这回不是和女人同来，而是必定带着两三个报社和杂志社记者一起来。记者们谈论些什么军人没落了，往后的世界将是以前过穷日子的诗人受追捧的世界了之类的话题，这时候大谷先生就会跟他们说一些外国人的名字，或是英语啦、哲学啦一些莫名其妙的话，然后就站起身出去了，再没有回来。这时记者们又会一脸扫兴地问：‘他上哪儿了？我们也该回去了’，说着便收拾起东西来。我连忙劝道：‘请留步，先生总使这样的花招溜掉，钱必须由你们来付’。于是他们就老老实实凑钱付了款才回去。但也有人怒气冲冲地嚷嚷：‘让大谷付钱！我们只靠五百元过着日子啊！’有人冲我发怒，我也只能说：‘别这样，你们知道大谷先生至今赊了多少账吗？无论金额大小，如果你们能从大谷先生那里帮我讨回来，我宁可分你们一半’。听了这话，记者们现出一脸惊讶的表情说：‘啊？真没想到大谷先生是这种混账男人！今后再也不会和他一起喝酒了。可是今晚我们身上的钱不足一百元，明天一定给您送来，先把这个押在您这儿吧。’说着就急忙要脱外套。世人都说记者品性不好，可和大谷先生比起来要正经爽快多了，要说大谷先生是男爵的老二的话，那些记者可称得上是公爵的老大了。战争结束后，大谷先生的酒量见长，面相也变得可怕起来，还开一些以前不曾开过的极其下流的玩笑。还有，不是冷不防和带来的记者扭打起来，就是神不知鬼不觉地勾搭我们店雇的还不到二十岁的姑娘，这实在想不到，我们也很犯难。可如今到了这个地步，也只好忍了，再三叮嘱那姑娘不要有什么非分的想法，就悄悄把她送回了老家。我对大谷先生说：‘别的不想多说什么，就想求您别再来了。’可他却以小人之心威胁说：‘你们通过卖黑酒赚大钱，还说人模人样的话，我可是知道得一清二楚啊。’第二天晚上又若无其事地来到店里。可能因为我们从打仗那时候起就卖黑酒，老天才会派这么个怪物来惩罚我们吧。可今晚他居然做出这等恶行，还谈得上什么诗人先生的，分明就是个小偷，谁让他偷走了我们五千元钱呢！现在我们进货要花钱，家里最多放上五百到一千元的现金。不，说真的，挣的钱马上又都用在进的货上了，今晚我们家里之所以有五千元，都是因为快过年了，是我挨家挨户到老主顾那里好容易索要来的，这不，今晚要是不用它来进货的话，明年正月开始就维持不了生意了。我老婆在里间六铺席宽的房间里把这笔钱清点好之后放在了橱柜的抽屉里，那人独自坐在土间椅子上喝酒时看见了，就忽地起身冲进里间，一声不吭地推开我老婆，拉开抽屉，一把抓起五千元纸币塞进外套口袋，趁我们发愣的当儿，迅速地下到土间逃走了。我大喊着和老婆跟在后面追，本想事到如今只当他是个小偷，让过路人一起把他绑起来，可又一想大谷先生毕竟是我们的相知，也不能把事情做得太绝，就不顾一切地跟在后面紧追不舍，生怕他跑了，等到摸清他的归宿，好好谈谈，让他把钱还给我们。唉，我们也是做小本生意的，我们夫妻齐心协力，终于在今晚找到了他这个家，按捺住忍无可忍的怒火，好言好语劝说他还钱，天知道他竟拿出刀子，说什么要捅了我们，唉！真是岂有此理。”
一种莫名其妙的滑稽劲儿又涌了上来，我禁不住笑出声来。老板娘也红着脸笑了一下。我止不住地笑，虽对不住老板，但还是觉得出奇的可笑，以至于不停地笑，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我突然想到丈夫诗中吟诵的“文明之果是大笑”，就是指现在的这种心情吧。
<h4>二</h4>
不过这并非大笑一番就能解决的事儿，我考虑之后，当晚对着他们两人说：我会想办法处理这件事的，报警的事儿就再缓一天吧，明天我去府上拜访。于是，打听好中野的店铺的详细地址之后，硬是请求两位暂且打道回府了。后来，我坐在冰冷的里间中央独自牵挂起来，可也没想出什么好主意，起身脱下外套，钻进正睡着的孩子的被窝里，轻抚着他的头，心想要是黎明永远地、永远地不要来到就好了。
我父亲原先在浅草公园的瓢箪池边摆摊卖关东煮，母亲死得早，我与父亲两人住在大杂院里，小吃摊也是我们父女俩一起经营的。那时候，现在的丈夫时不时光顾小吃摊，我逐渐瞒着父亲开始和他约会，随后有了孩子，折腾了一阵子之后，我姑且成了他的妻子，因为没有登记结婚，儿子就成了私生子。丈夫一出门三四个晚上，不，有时甚至是一个月都不回家，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干了些什么，每次回来时都喝得酩酊大醉，脸色苍白，艰难地喘着气，默默地看着我，扑簌簌地掉眼泪，忽而钻进我的被窝，紧紧地抱住我说：
“啊，我不行了，可怕、真可怕。我好害怕呀！救救我吧！”
他边说边瑟瑟发抖，睡着了也哼哼唧唧说梦话，第二天早上就像丢了魂似的恍恍惚惚，不知不觉猝然不见了，一走就是三四天。有两三个在出版社工作的丈夫的旧知，因为担心我和孩子的生活，时常送些钱过来，我们这才活到今天，没有饿死。
我渐渐犯起困来，猛然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朝阳透过遮雨窗的缝隙射了进来。我起身穿戴好之后背起孩子，出了家门，只觉得再也无法默默地在家里待下去了。
漫无目的地走到车站，在站前的小摊儿上买了块糖让孩子含着，忽然想起什么，就买了张去吉祥寺的车票。坐上电车，一边抓着吊环，一边漫不经心地看着车顶挂着的海报，发现上面有丈夫的名字。丈夫像是在这本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弗朗索瓦·维庸》[8]的长篇论文。我看着弗朗索瓦·维庸这个标题和丈夫的名字，不由心里一阵酸楚，涌出了眼泪，海报也模模糊糊地看不清楚了。
在吉祥寺下了车后，便去井头公园走了走，真不知隔了多少年又来到这里了，池边的杉树被砍得精光，好像要进行新的施工，光秃秃的，让人觉得心寒。总之这里的光景和从前大不一样了。
我把背上的孩子放下，两人并排坐在池边破旧的长凳上，拿出从家里带来的红薯喂给孩子吃。
“儿子，你看多么美的池塘！以前哪，这池子里有好多鲤鱼和金鱼呢，好多好多，可现在什么也没有了，真没意思啊。”
儿子不知在想些什么，嘴里塞满了红薯，莫名其妙地咯咯笑着。尽管是自己的儿子，我还是觉得他傻得出奇。
心想在池边的凳子上一直坐下去，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于是我又背起儿子，溜达着折回吉祥寺车站。在热闹的露天商店街逛了一圈之后，便买了张去中野的车票，心里既没经过深思熟虑也没有任何计划，仿佛陷入了可怕的魔法似的深渊。我坐上电车来到中野，按照店主昨天告诉我的路径，终于找到了那对夫妇经营的小餐馆。
大门紧闭着，我就绕到后面的厨房门进入了店里。老板不在，只有老板娘一个人在打扫屋子，一见到老板娘，我就随口撒起谎来，那种流利的语调，连我自己都不曾想到。
“喂！阿姨，钱我全部能还清了。不在今晚就在明天，反正是有希望的，请别再担心了。”
“啊？哎呀，那真是太感谢了。”
老板娘面带喜色地说着，可还是流露出困惑不安的神色。
“阿姨，我说的是真话，一定会有人送钱来的，在那之前，我就作为人质一直留在这儿，这样您就放心了吧？在钱送来之前，您就让我在店里帮忙干活吧。”
我把背上的儿子放下，让他独自去六铺席宽的里间玩儿，便手脚不停地干起活来。儿子本来就习惯了一个人玩儿，一点儿都不闹。可能因为脑子不好，也不认生，冲着老板娘直笑。我替老板娘去领配给物资外出的时候，他就拿着老板娘给的美国罐头的空罐儿当玩具，又敲又打，乖乖地在里间的旯旮角玩儿。
中午时分，老板进了些鱼和蔬菜回来，我一见到老板，便忙不迭地重复起和对老板娘撒的同样的谎言。
老板显出怅然若失的神色，说道：
“哦？不过我说夫人，钱这玩意儿，不到自己亲手攥着的时候是不好说的。”
口气出乎意外的冷静，像是在教训人。
“不，这的确是真的，所以你就相信我吧，等过了今天您再去报警好吗？那之前我都会在店里帮忙干活的。”
“只要钱能回来，什么都好说。”老板像是在自言自语，“反正今年也只剩下五六天了。”
“是呀，所以，所以我……哎呀，来客人了。欢迎光临。”我朝着进了店的三个手艺人模样的客人微笑着，然后小声说道，“阿姨，不好意思，借我围裙用一下。”
“哟，雇了个美人，好家伙。”
一位客人这么说道。
“别勾引人家啊。”老板并不像是在开玩笑，“这身子可是要花钱的。”
“价值一百万美元的名马吗？”
另一位客人说着低俗的打趣话。
“再有名的马，母的也就值一半的钱。”
我温着酒，不甘示弱地用同样低俗的话回答。
“别那么谦虚，往后的日本，不管是马也好，狗也好，都要男女同权了”，最年轻的客人像是在骂骂咧咧，“这位大姐我喜欢，一见钟情啊，不过，你是不是已经有孩子了？”
“不。”老板娘抱着儿子从里边出来，“这是我们从亲戚那儿领来的孩子，这回，我们到底后继有人了。”
“钱也到手了。”
其中一个客人嘲弄道。听到这儿，老板马上严肃起来，嘟囔说：“又是美色，又是借款。”然后突然语气一转，问客人道：“来点儿什么？给你们做个什锦火锅吧？”
我这时才明白过来，心里暗自有了主意，但还是不露声色地把酒壶端给了客人。
那时正是圣诞节的前一天晚上，或许是因为这一点，客人络绎不绝。我从早上开始几乎是滴水未进，满心装着心事儿，老板娘让我吃点儿东西，我也推托说很饱，只是一个劲儿地干活，像身着羽衣，翩翩起舞那样自如，也许说得很自负，那天店里热闹非凡，不止两三个客人争相询问我的名字，要和我握手。
可是，这样一来又会怎样呢？我心里丝毫没底儿，只是一味地笑着，附和着客人的玩笑，甚至应酬着更低俗的玩笑话儿，在客人之间来回斟酒。渐渐地，只觉着自己的身子骨要是能像冰淇淋一样融化消失就好了。
在这个世界上，奇迹偶尔也会出现。
大概刚过九点吧，头戴圣诞节三角帽，像罗宾[9]那样用黑色面具遮着上半边脸的男人和一个三十四五岁的瘦削、漂亮的夫人出现了。男的背对着我们，坐在外间角落的椅子上。那男人刚进店门的时候，我立刻就认出他是谁了，他就是我那当了小偷的丈夫。
他们好像全然没有注意到我，我也装作没发现他们，照样和客人们打闹、嬉笑。不一会儿，那夫人和丈夫面对面坐下，喊道：
“小姐，过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