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1章 邓瑜的考察日记（2）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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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LAmSAdE的参观经历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走进外国的科研机构，这对我在未来判断国内的理论科学研究机构们的运转状况带来了巨大的帮助。
——夏希羽，1981】
由于这里是NAto的总部旧址，因此这所新成立不久的学校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教室众多，宽敞明亮，气派至极。完全没有军事基地原有的那种肃穆感和沉重感。
然而在夏希羽的建议下，我只是简单了解了这里的全貌后，就开始在考察期间详细了解了这里的研究生院以及教职员工中的研究生占比情况——以自然科学学科为例，这里几乎所有的教职员工都有着国内的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学位，部分科研人员可能有着多个学科的学位；即使学位低于硕士的，也就是那些极个别只有学士学历的教师，也几乎都是在行业里工作了十五年甚至二十年以上（有的甚至已经到了我国的法定退休年龄），在德尔菲法（夏希羽告诉我的一个重要名词，是一种特殊的专家打分法）中总能最接近最终结果。也就是说，他们在各自所属的行业里由于有些大公司的经验，甚至在二战以前就已经是有一定影响力的从业人员，因此学历没有成为这些人指导研究生的壁垒。
另外，我还发现了教师结构中的一个很有趣的方面——以LAmSAdE为例，他们只有两位不同方向的正教授（其中一位是总负责人罗伊教授）、5名副教授和15名左右的讲师（“左右”一词是因为即将来到我国，并且在毕业之后注定要升到副教授甚至教授的浅野明日香同学也是LAmSAdE的助理研究员，即等同于我国大学里的讲师）。
更重要的是这并非个例：即使是有些热门的大学科或强势学科，也只会在学生人数多出不超过一半的情况下，比LAmSAdE额外多出一个教授名额、两到三个副教授名额，以及五到八个的讲师名额。这意味着只有成为这个学校里的一个学科的带头人，才能获得副教授甚至教授的职位，讲座教授和终身教授则是他们更高级的目标。
或许，这样的职称分配再代入到我国之后，可以更有利于我们目前的学科发展。但在十年甚至二十年后，随着我国各个学位的获得者的增加，这种制度不太会适合我们。但极差比例和固定名额结合的这种宁缺毋滥的思路依旧值得学习，我们不能让职称本身本身的价值变得太低，否则在国际学术交流之中会有严重影响——高校或许可以对主要以教学为主的教职员工们适当放宽名额，但专门的研究所不行。
另外，这里还实行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