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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斯塔整理着门廊桌上的信件，按照收件人分成整齐的几堆——每个星期都有一大堆——把邮寄给已经搬走的房客的垃圾邮件整理成一捆，回头扔到垃圾箱里。这活计花不了多长时间。其中六封透明窗口信封是寄给托马斯的，有两封牛皮纸、盖有官方邮戳的信封是寄给侯赛因的。她自己也有一封市政厅寄来的信——她希望是关于她的税收回扣的。她已经注意到，老太太领退休金的年数越多，寄给她们的信件就越少。甚至连《读者文摘》也不愿意再给她五万英镑的免税额度了。
杰拉德·布赖特有一张明信片，地址是用稚嫩的笔迹写的。她注意到这明信片是一个月以来寄到这里的第一封手写的邮件。她在墨尔本有个堂兄，每到生日和圣诞节的时候都会像上了发条一样准时寄卡片来，尽管他们最后一次见面还是20年前在伊尔弗拉库姆她姑妈的葬礼上。她会回寄给他同样的赠言：她最后的家人，在这70亿人口中唯一的珍宝。他会附上一张影印的照片，照片上他被他的孩子和孙子孙女环绕着，还有他再婚的妻子和一辆丰田兰德酷路泽。维斯塔则只是寄给他们真挚的祝福。
她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东西。没人想知道他们从没见过的朋友的消息。这也是人们要孩子的原因之一，那会使得人们向陌生人吹嘘自己的孩子变得合情合理。
她把那张明信片放在他的银行账单上。这可以让他高兴高兴，她心想。她每次看到他，他都看上去面色灰白，眼神悲哀，应该是伦敦唯一一个不想炫耀自己在这个夏天被晒黑的人，就好像他一辈子都像霉菌一样住在阴暗的洞穴里。
和往常一样，没有雪儿的邮件——自从她搬到这里就从来没有她一封邮件——而且她注意到也没有新搬来的女孩的邮件。如果你用充值卡支付你的水电费，你还是有可能在现代社会不复存在，无论政府怎么说。
杰拉德·布赖特的明信片提醒了她，这个夏天她一封贺卡也没收到。她过去总会时不时地收到一些贺卡，有些来自以前的邻居，有些来自小学厨房的老同事，从她们海边的固定房车里寄来，甚至有些还来自学校里古怪的朋友。她通常都会把这些贺卡摆放在壁炉台上明显的位置，看着它们使她觉得自己还是被人记得的，令她幻想自己的海边度假。总有一天，她心想，如果他能把价格提高到两万英镑——上帝知道，这也只是这间公寓的价格的十分之一而已——我就动身去海边。只要一辆小小的固定拖车停在鹅卵石的海滩旁边，还有一片露台来度过我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但是八千英镑？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