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钧到哈尔滨的当天晚上，就按照李红杏给他的地址找到李红花的家。但是，李青山并没住在女儿家。他在一所小学校看传达室，就住在那里。
第二天上午，洪钧按照李红花给他的地址，找到了位于道外区的那所小学。这是一栋尖顶的红砖楼房。一进楼门是个大厅，大厅的左边是传达室。由于学生们正在上课，楼道里非常安静。
洪钧刚走进大厅，传达室的玻璃窗就拉开一个方洞，里面露出一张布满皱纹的脸——“同志，你找谁呀？”
洪钧走过去，面带笑容地说：“您是李青山吧？我从滨北来。您的女儿李红杏让我给您捎点东西。”
“是吗？快请屋里坐！”
洪钧拐进走廊，来到传达室门前，门已经开了，门口处站着一个干瘦且有些驼背的老头。李青山一边往屋里让洪钧，一边说：“红杏这丫头也是，大老远的，还捎啥东西？给你添麻烦了！”
传达室是一明一暗两间小屋。外间屋放着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桌子上有一部电话，墙上有一个石英挂钟和一块小黑板。里间屋的门半掩着，看不见里面的东西。不过，那肯定是李青山的卧室。
洪钧把一包东西递给李青山，李青山接过来之后，打开看了看，嘴里不住地说着“谢谢”。他把东西放到里屋，然后坐到洪钧对面的椅子上。“听口音，你不像东北人。对了，忙乎半天，我还忘了问你姓啥了。”
“我叫洪钧，在北京做律师。这次到滨北办事，认识了红杏大姐。她听说我要来找您，就让我给您捎点儿东西。您的女儿还真孝顺啊！”
“嗐！闺女再好也顶不上儿子啊！你来找我有啥事？”
“关于李红梅的事儿。”
“红梅？干啥？”
“我听说，李红梅是个非常孝顺的女儿，而且她对谁都很好。怎么会发生那种事情呢？”
“咳，好人没好命啊！我就这么一个知冷知热的闺女，还早早就走了。可是，那个案子早就过去了，还找寻个啥？”
“您还记得郑建国吧？”
“咋不记得！”
“他在监狱里关了十年，最近提出申诉，说自己不是杀人犯，法院也决定重新审查这个案件。”
“过去那么多年，还查个啥？反正我闺女也活不过来了！”
“可是，如果郑建国不是杀人凶手，那我们就应该查出真正的凶手。要不然，红梅在九泉之下也不能瞑目啊！”
“嗨！死的死了，没死的还得活着。判的判了，没判的也判不了。当时都没说清楚，现在还说个啥？”李青山好像是在自言自语。
“您这话很有意思。您能说具体点儿吗？”
“我这是自己给自己念叨，没啥意思。”
“您说那没判的，指的是谁呀？”
“我就那么一说，谁也不指。”
“您认为那判的人不该判？”洪钧见李青山没有回答的意思，只好换了一个话题。“李大爷，红梅的身体怎么样？她得过心脏病吗？”
“心脏病？那没有。她可壮实啦，一年到头也不生个病啥的。不过，她娘的心脏不好，岁数不大，人就没了。”
“出事儿前那段时间，她有没有说过什么不舒服的话？”
“你这一说，我倒想起来了。那几天，她说过，老觉着累，身上没劲儿，为这她还把夜班儿给调了。”
“您可以谈谈出事儿那天的经过吗?”
“这个可以。”李青山想了想，才慢慢讲道，“那天晚上，我喝了几盅，天一黑就睡了。红梅说，她收拾收拾就睡。我这人，睡觉挺死。夜里，我好像听见点儿啥动静，就起来解小手。一出门，正看见一个黑影从我家门口往东走。当时，我也没理会儿，又回屋睡了。第二天早上，我起来以后，见红梅那屋里没动静。她每天都比我起得早。我挺纳闷儿，就叫她。叫了几声，她不应，我就推门进去了。可刚一进去，我就傻了，腿也软了，后来郑家兄弟就过来了。”
“您看见那个黑影进郑家的院子了吗？”
“好像进了吧？我记不准了。”
“您看那个黑影像谁？”
“像谁？噢，我说过像郑建国。不过，我也说不准，那黑灯瞎火的。”
“我听陈丰路说，他跟您关系挺好。”
“我俩挺投脾气儿。”
“他说在那起案子发生后，您曾经跟他说过，您心里总觉得对不住郑建国。是么？”
“这话……我好像说过。”
“那您为什么觉得对不住郑建国呢？”
“那啥……我觉着……我觉着我不该说那黑影像郑建国。我们两家是老邻居了。”
“您觉得郑建国是凶手么？”
“这咋说呢？那血型不是对上了吗？”
“血型相同并不一定就是同一个人，因为血型相同的人多得很。比方说，您和红梅的血可能都是O型。”
“这我听说过，一家人的血都是一个型。”
“那也不一定。”洪钧觉得这个问题解释起来比较复杂，就转了话题。“我听红杏说，那案件发生后，您说您还怀疑另外一个人，那个人是谁？”
“我可没说过这话！”李青山矢口否认。
“那红杏大姐为什么说您说过呢？”
“红杏她瞎扯！”李青山突然提高了嗓门。正在这时，下课铃声响了，楼道里顿时喧闹起来，那噪音犹如夏夜池塘边的群蛙“大合唱”。几位老师到传达室来取报纸或取信。十分钟后，上课铃声响了，楼里又恢复了平静。
李青山似乎意识到自己刚才的语调过高，便对洪钧说：“洪律师，我才刚说那话可不是对你，我是说红杏。她自己记差了，可也不能瞎说啊！”
“其实也没什么，您只是说怀疑嘛，又没说就是谁。”
“那咱也不能瞎怀疑，是吧？这法律上的事儿，由政府定。”
洪钧见再谈无益，便只好起身告辞。
洪钧买了当晚回滨北的火车票，然后回到旅馆房间。他觉得此行还是有收获的。虽然李青山没能提供他本来期望的情况，但至少承认那天晚上看到的黑影只是“可能”进了郑家的院子，而且不一定是郑建国。他打算回滨北后和楚卫华商量一下，请楚卫华和他一起再来找李青山谈一次。由法院的人出面找李青山，效果可能更好。另外，洪钧总觉得李青山的话里有话，但那只是一种模糊的感觉。他把李青山讲的话又回忆一遍，仍未能理清那种感觉，因为眼前的一样东西扰乱了他的思绪——电话机！
看着眼前的电话机，他的心底又升起给肖雪打电话的念头。他在心中说服自己——你为什么不能再给她打个电话呢？你只想了解她的现状，只想向她问声好。这有什么不可以呢？也许，你可以找个借口，就说办案中需要她帮忙，这不就名正言顺了嘛！
洪钧终于拿起了电话——“喂，是肖雪吗？”
肖雪出生在一个充满不幸的家庭里。在她出生之前，父亲就被打成右派，后来又被下放到滨北农场。不过，她是在哈尔滨出生的，而且生下来之后就一直跟爷爷和奶奶生活在一起。在她还不懂事的时候，妈妈又离开她们，跟着另外一个男人去了北京。她从小就没有享受过母爱。当然，她有非常疼爱她的爷爷和奶奶，还有那相隔不太远却很难相见的父亲和哥哥。为了不使她幼小的心灵蒙上太多的阴影，父亲从不让她去那个对她来说充满神秘色彩的滨北农场。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父亲平反回到哈尔滨，但哥哥仍然留在滨北农场。后来她考上大学来到北京。那段时间是她一生中最为美好的时光。虽然她与父亲和哥哥相距千里，但她时时可以体会到那血脉相连的父女情和手足情。虽然她那慈祥的爷爷奶奶相继离她而去，但她又得到了洪钧的爱情。在那段时间里，她甚至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她得到的爱，虽然不比别人更多，但是却比别人更加珍贵！然而，她当时并不知道——在幸福的峰巅后面还会有不幸的深渊!
那天晚饭前，她哥哥突然来宿舍把她叫了出去。哥哥说，他成了公安机关通缉的罪犯。他没有说是什么罪，但保证自己没有犯罪。她也相信哥哥是清白的。哥哥来找她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让她毕业后回哈尔滨去照顾体弱多病的父亲；一个是让她给找一些钱和粮票。第二天，她在紫竹院公园把钱和粮票交给了哥哥。哥哥最后对她说：“从现在开始，你就把哥忘掉吧，因为你再也不会有我这个哥了。哥对不起你！哥知道，我不该把年老的父亲交给你一个人照看。但是我没有办法，因为这世道对我太不公平了！”肖雪趴在哥哥的肩上哭了。
肖雪从来就不愿意跟同学讲自己的家庭，也没有跟洪钧讲过。在他们相爱时，她曾对他说过，“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也不要问我家里有什么人。我就是我。只要你真心地爱我，这就足够了。”因此，她向洪钧说了假话。她没有想到，那假话竟让她付出如此沉痛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