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正一天天上年纪，既然我知道莎士比亚和埃蒙斯先生[1]都已作古，那说不定哪天我一命呜呼也并非没有可能。所以我想到了我最好是从文坛隐退，安享已经赢得的声誉。不过我切望通过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笔重要的遗赠，使我从文坛王座的退位传为千古佳话，也许我所能做的最好的一件事就是写出一篇我早年文学生涯的自述。其实，我的名字长期以来是那么经常地出现在公众眼前[2]，以致我现在不仅欣然承认它所到之处所引起的那种自然而然的兴趣，而且乐于满足它所激起的那种强烈的好奇心。事实上，在走过的成功路上留下这样几座指引他人成名的路碑，这不过是功成名遂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在眼下这篇（我曾想命名为《美国文学史备忘》的）自述中，我打算详细地谈谈我文学生涯中那举足轻重但却孱弱无力、磕磕绊绊的最初几步。正是凭着这几步，我最终踏上了通向名望顶峰的康庄大道。
一个人没有必要过多地谈论自己年代久远的祖先。我父亲托马斯·鲍勃先生多年来一直处于他职业的巅峰。他是这座体面城的一名理发商。他的商铺是该地区所有重要人物常去的场所，而去得最经常的是一群编辑，一群令周围所有人都肃然起敬并顶礼膜拜的要人。至于我自己，我把他们奉若神明，并如饥似渴地吸取他们丰富的聪明才智，这种聪明才智往往是在被命名为“抹肥皂泡”的那个过程中从他们庄严的口里源源不断地流出。我第一次实实在在的灵感肯定是产生在那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时刻。当时《牛虻》报那位才华横溢的编辑趁上述那个重要过程间歇之际，为我们一群悄悄围拢来的学徒高声朗诵了一首无与伦比的诗，诗的主题是歌颂“唯一真正的鲍勃油”（这种生发油因其天才的发明者我父亲而得名），因为这首诗，托马斯·鲍勃商业理发公司以帝王般的慷慨酬谢了《牛虻》报那位编辑。
正如我刚才所言，这些献给“鲍勃油”的天才诗行第一次为我注入了那种神圣的灵感。我当即就决定要成为一个伟人，并且要从当一名大诗人开始。就在当天晚上，我屈膝跪倒在我父亲跟前。
“父亲，”我说，“请饶恕我！但我有一个高于抹肥皂泡的灵魂。弃商从文是我坚定的意向。我要当一个编辑，我要当一名诗人，我要为‘鲍勃油’写出赞歌，请饶恕我并请帮助我成名！”
“我亲爱的森格姆，”父亲回答（我受洗时依照一位富亲戚的姓被命名为森格姆），“我亲爱的森格姆，”他说着牵住我两只耳朵把我从地上扶起，“森格姆，我的孩子，你是名勇士，和你父亲一样有气魄。你还有一个硕大的脑袋，里边肯定装了不少智慧。这一点我早就看到了，所以我曾想使你成为一名律师。不过律师这行道已经越来越不体面，而当一名政治家又无利可图。总的来说，你的判断非常明智，做编辑这份营生是份美差，而且如果你能同时又成为诗人，就像大多数编辑都顺便当诗人一样，那你还可以一箭双雕。为了鼓励你肇始开端，我将让你得到一间阁楼，并给你纸笔墨水、音韵词典，外加一份《牛虻》报。我料定你几乎已别无他求。”
“如果我还想多要，那我就是忘恩负义。”我热情洋溢地回答，“你的慷慨汪洋无极。我的报答就是让你成为一名天才的父亲。”
我与那位最好的人的会谈就这样结束，而会谈刚一结束，我就怀着满腔的激情投入了诗歌创作；因为我最终登上编辑宝座的希望主要就寄托在我的诗歌创作之上。
在我写诗的最初尝试中，我发现那首《鲍勃油之歌》对我不啻是一种妨碍。它灿烂的光芒更多的是使我眼花缭乱，而不是使我心中亮堂。想想那些诗行的优美，比比自己习作之丑陋，这自然使我感到灰心丧气，结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一直在做无谓的努力。最后，一个精巧的原始构思钻进了我的脑袋，这种原始构思时常会渗进天才们的大脑。这构思是这样的，更准确地说这构思是这样被实施的：从位于本城偏僻一隅的一个旧书摊的垃圾堆中，我收集到几本无人知晓或被人遗忘的古老诗集。摊主几乎是把书白送给了我。这些书中有一本号称是位叫但丁的人所写的《地狱篇》的译本，我从中端端正正抄了一大段，该段说的是一位有好几个孩子的名叫乌戈利诺的男人。[3]另一本书的作者我已忘掉，该书有许多古老的诗句，我以同样的方式和同样的小心从中摘录了一大堆诗行，这堆诗行说的是“天使”、“祈祷牧师”、“恶魔”和其他一些诸如此类的东西。[4]第三本书的作者好像是个瞎子，记不清他是希腊人还是印第安巢克图人（我不能劳神费力去回忆无关紧要的小事），我从这本书中抽出了50节诗，从“阿喀琉斯的愤怒”到他的“脚踵炎”以及别的一些事情。[5]第四本书我记得又是一个盲人的作品，我从中精选了一两页关于“欢呼”和“圣光”的诗行[6]。虽说盲人没有权利写光，但那些诗行仍然自有其妙处。
我清清爽爽地抄好这些诗，在每一篇前面都署上“奥波德多克”这个名字（一个响亮悦耳的名字），然后规规矩矩地把它们分别装入信封，分别寄给了四家最重要的杂志，同时附上了请尽快刊登并及时付酬的要求。然而，尽管这一周密计划的成功将省去我今后生活中的许多麻烦，但其结果却足以使我相信有那么些编辑并不轻易上当受骗，他们把慈悲的一击（就像他们在法国所说）施加于我最初的希望（正如他们在超验城[7]所言）。
实际情况是上述四家杂志都分别在其“每月敬告撰稿人”栏目给了奥波德多克先生致命的一击。《无聊话》杂志以下列方式把他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blockquote>
“奥波德多克”[8]（何许人也）给本刊寄来一首长诗，讲一个他命名为乌戈利诺的狂人有好几个孩子，而那些孩子居然没吃晚饭就被鞭子赶上床睡觉。这首诗非常单调乏味，即使不说它无聊透顶。“奥波德多克”（何许人也）完全缺乏想象力。依敝刊之愚见，想象力不仅乃诗之灵魂，而且还是诗之心脏。为他这堆愚蠢而无聊的废话，“奥波德多克”（何许人也）居然还恬不知耻地要求本刊“尽快刊登并及时付酬”。可凡属此类无聊之作，本刊既不会予以发表，也不会支付稿酬。但毫无疑问，他可以轻而易举地为他所能炮制出的全部废话找到销路，那就是在《闹哄哄》《棒棒糖》或《大笨鹅》编辑部。
</blockquote>
必须承认，这番评论对奥波德多克来说非常严厉，但最尖刻无情的是把诗这个字眼排成小号字。难道在这个耀眼的字眼中没有包含着无穷无尽的艰辛！
然而，奥波德多克在《闹哄哄》杂志上也受到了同样严厉的惩罚，该杂志书说：
<blockquote>
我们收到了一封非常奇怪而傲慢的来信，寄信人（何许人也）署名为“奥波德多克”，以此亵渎那位有此英名的伟大而杰出的罗马皇帝[9]。在“奥波德多克”（何许人也）的来信之中，我们发现了一堆乱七八糟、令人作呕且索然无味的诗行，胡言乱语什么“天使和祈祷牧师”，除了纳撒尼尔·李[10]或“奥波德多克”之流，连疯子也发不出这般嚎叫。而对于这种糟粕之糟粕，我们还被谦恭地请求“及时付酬”。不，先生。绝不！我们不会为这种垃圾付稿费。去请求《无聊话》《棒棒糖》或是《大笨鹅》吧。那些期刊无疑会接受你能给予他们的任何文学垃圾，正如他们肯定会许诺为那些垃圾付酬一样。
</blockquote>
这对可怜的奥波德多克的确太辛辣了一点。但这次挖苦讽刺的主要分量加在了《无聊话》《棒棒糖》和《大笨鹅》的头上，它们被尖酸刻薄地称为 “期刊”，而且是用斜体字排印，这肯定会使他们伤心到极点。
《棒棒糖》在残酷性方面简直一点不亚于同行，它这样评论道：
<blockquote>
某位先生自称名叫“奥波德多克”（先辈贤达的英名是多么经常地被用于这种卑鄙的目的！），该先生为本刊寄来了五六十节打油诗，其开篇如下：
阿喀琉斯的愤怒，对希腊灾难不尽的悲惨的春天……[11]
我们敬告这位“奥波德多克”（何许人也），本刊编辑部没有哪位编辑的助手不每天都写出比这更好的诗行。“奥波德多克”的来稿不合韵律，“奥波德多克”应该学会打拍子。但完全不可理喻的是，他为何竟然想到这个念头，认为本刊（不是别的刊物而是本刊！）会用他那些莫名其妙的胡言乱语来玷污我们的版面。当然，这些荒谬绝伦的信口雌黄倒好得简直可以投给《无聊话》《闹哄哄》和《大笨鹅》，投给那些正在从事把《鹅妈妈的歌谣》[12]当作原创抒情诗出版的机构。“奥波德多克”（何许人也）甚至还狂妄地要求为他的胡说八道支付稿酬。难道“奥波德多克”（何许人也）不知道，难道他不明白，他这种来稿即便倒给钱本刊也不能刊用？
</blockquote>
当我细读这些文字时，我觉得自己变得越来越渺小，而当我读到那位编辑把那篇精心之作讥讽为“打油诗”时，我觉得自己已小得不足2盎司。至于“奥波德多克”，我开始对那可怜的家伙产生了同情。但是，如果说可能的话，《大笨鹅》显得比《棒棒糖》更缺乏怜悯之心。正是《大笨鹅》写出了如下评注：
<blockquote>
一个署名为“奥波德多克”的可怜而蹩脚的诗人竟然愚蠢到如此地步，以为本刊会发表他所寄来的一堆语无伦次、文理不通且装腔作势的破烂，而且还会支付稿酬，这堆破烂以下列这行最通俗易懂的字眼开始：
冰雹，圣光！上天的第一幼仔。[13]
我们说“最通俗易懂”。也许我们可以恳请“奥波德多克”（何许人也）给我说说“冰雹”怎么会是“圣光”。我们历来认为冰雹是结成冰块的雨。另外他是否愿意告诉我们，结成冰块的雨怎么会在同一时刻既是“圣光”（姑且不论圣光为何物）又是“幼仔”？而（如果我们对英语稍稍有点常识的话）后一词的贴切含义只是指那些六个星期左右的婴儿。不过对这种荒谬之辞加以评论，这本身就十分荒谬，尽管“奥波德多克”（何许人也）还厚颜无耻地以为我们不仅会“刊登”他这些愚昧无知的疯话，而且还（绝对会）为此支付稿酬！
真是荒唐！真是可笑！而我们倒真想把他所写的这堆荒谬之辞一字不改地公之于众，以惩罚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蹩脚诗人。我们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严厉的惩罚，而要不是考虑到这样做会倒读者胃口，我们真会把这种惩罚付诸现实。
请“奥波德多克”（何许人也）今后把诸如此类的诗作寄给《无聊话》《棒棒糖》或者是《闹哄哄》。他们会予以“发表”。他们每个月都“发表”这种废话。请把废话寄给他们。我们不可能心安理得地蒙受耻辱。
</blockquote>
这对我是一场灭顶之灾。而对于《无聊话》《闹哄哄》和《棒棒糖》，我压根儿搞不懂他们怎么能幸免于难。他们被排成小得不能再小的七号铅字（这种很伤感情的挖苦暗示了他们的卑微、他们的渺小），而用大号字排成的“我们”则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们！哦，这太尖刻了！这是痛苦之源，这是烦恼之因。我若是这些刊物中的任何一家，我一定会不遗余力地依法对《大笨鹅》起诉。根据《禁止虐待动物条例》，这场官司说不定能够胜诉。至于奥波德多克（他何许人也），这次我对那家伙完全失去了耐心，对他的同情也荡然无存。他毫无疑问是个白痴（他究竟是谁），他罪有应得，他自作自受。
这次古为今用的实验结果首先使我确信了“诚实乃上策”，其次让我认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假若我不能比但丁先生、那两个盲人以及其他老前辈写得更好，那要想比他们写得更糟至少是一件很难的事。于是我鼓起勇气，决定无论付出多少努力与艰辛也要坚持“完全独出心裁”（就像他们在杂志封面上说的那样）。我又一次把《牛虻》报编辑那首光辉灿烂的《鲍勃油之歌》作为楷模放到了眼前，决心以同一崇高的主题写一首颂歌，与已经有的这首争奇斗艳。
写第一行时我没有遇到什么实质性的困难。这行诗如下：
<blockquote>
写一首关于“鲍勃油”的颂歌。
</blockquote>
然而，待我小心翼翼地把所有与“歌”字押韵的单词都查过一遍之后，我发现这首诗不可能再写下去。在这进退维谷之时我求助于父亲。经过几小时的冥思苦想，我们父子俩终于完成了这首诗：
<blockquote>
写一首关于“鲍勃油”的颂歌
是各种各样工作中的一种工作。
（署名）假绅士
</blockquote>
诚然这首诗不算太长，但我“已经懂得”，正如他们在《爱丁堡评论》里所说，一篇文学作品的价值与其长短毫不相干。至于该季刊所侈谈的“长期不懈的努力”，我看里边不可能有什么道理。所以，我基本上满足于这篇处女作的成功，而现在唯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对这篇处女作该如何处置。父亲建议我把它投给《牛虻》报，但有两个原因阻止了我采纳这一建议。首先我担心那位编辑会嫉妒；其次我已经查明，对有独创性的稿件他不付稿酬。因此，经过一番适当的深思熟虑，我把诗稿寄给了更具权威性的《棒棒糖》杂志，然后就焦虑不安但又无可奈何地等待结果。
就在《棒棒糖》的下一期上，我骄傲而高兴地看到我的诗终于被刊出，而且是作为压卷之作，并加上了用斜体字排在括号中的如下意义深远的编者按：
<blockquote>
［本刊敬请读者注意此按后所附这首可圈可点的《鲍勃油之歌》。我们无须赘述其庄严与崇高，或悲怆与哀婉，凡仔细吟味者均难免潸然泪下。至于那些对《牛虻》报编辑以此庄严主题写出的那首同名诗一直感到恶心的读者，将不难幸运地看出这两首诗之间的天壤之别。
又按：“假绅士”显而易见是个笔名，我们正心急如焚地探查围绕着这个笔名的秘密。难道我们会没有希望一睹诗人的真颜？］
</blockquote>
这一切似乎有失公允，但我承认，这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请注意，我承认这是我们国家乃至全人类万世不易的耻辱。但我仍不失时机地去拜访《棒棒糖》那位编辑，并非常幸运地发现这位绅士正好在家。他招呼我时怀着一种深深的敬意，其间稍稍混有一点长辈对晚辈那种屈尊俯就的赞佩，这无疑是因为我乳臭未干的外貌所致。请我坐下之后，他马上就切入正题谈起了我的诗，不过谦虚之美德不允许我在此重复他对我的千般称羡，万般恭维。可螃蟹先生（此乃该编辑之大名）的溢美之词绝非那种不讲原则、令人作呕的吹捧。他直言不讳而且精辟透彻地分析了我的作品，毫不犹豫地指出了几个小小的瑕疵。此举大大提高了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当然，《牛虻》报也被纳入了这场讨论，而我希望自己永远也不要受到像螃蟹先生对那首不幸的同题诗所进行的那种细致的批评和严厉的斥责。我早已习惯于把《牛虻》报那位编辑视为超凡的天才，可螃蟹先生很快就纠正了我这种观念。他把那只苍蝇（这是螃蟹先生对那位同行冤家讽刺性的称呼）的文章连同道德都一股脑地抖搂在了光天化日之下。他说那只苍蝇是个很不正派的人物。他曾经写过伤风败俗的东西。他是个穷酸文人。他是个文坛小丑。他是个流氓恶棍。他曾经写过一幕令全国公众都捧腹大笑的悲剧，并写过一幕使普天之下泪流成河的喜剧。除此之外，他还不知羞耻地写过一篇针对他（螃蟹先生）个人的讽刺文章，极欠考虑地称他为“一头蠢驴”。螃蟹先生向我保证，任何时候我想发表自己对苍蝇先生的看法，《棒棒糖》杂志对我都不限篇幅。与此同时，由于我明显地会因写了一首挑战性的《鲍勃油之歌》而受到那只苍蝇的非难，他（螃蟹先生）愿意承担起密切注视我个人利益的责任。如果我没有马上被培养成一个人物，那不应该说是他（螃蟹先生）的过失。
螃蟹先生暂时中止了他的高谈阔论（对议论的后半部分，我觉得自己没法理解），我鼓起勇气转弯抹角地提出了稿费问题，因为我从来就被教导我的诗应得到稿酬。我提到了《棒棒糖》杂志封面上的通告，该通告宣布（《棒棒糖》杂志）“历来坚持被允许为所有采用的稿件从优付酬，为一首短小精练的小诗所付之稿酬常常超过《无聊话》《闹哄哄》和《大笨鹅》三家杂志全年稿费开支的总和”。
当我“稿费”这个词一出口，螃蟹先生先是眼睛一瞪，接着嘴巴一张，眼瞪嘴张都达到了一种惊人的程度，使他的外表看上去活像一只正激动得嘎嘎叫的老鸭子。他一直保持着这种状态（不时用他的双手紧紧摁住前额，仿佛处于一种极度为难的境地），直到我差不多把我非说不可的话说完。
我话音刚落，他颓丧地坐回他的椅子，好像是当头挨了一棒，两条胳膊无力地耷拉在身边，但嘴巴仍然像鸭子叫时那样大张开着。当我正被他这番令人惊恐的举动惊得说不出话时，他突然从椅子上一跃而起，疾步冲向摇铃的绳索。但他的手刚刚触到铃绳，他似乎又改变了他那让我不知究竟的主意，因为他钻到了一张桌子下边，随之又拿着一根短棒钻出。他正把短棒高高举起（我简直想象不出他到底要干什么），突然，他脸上显出了一种慈祥的微笑，然后他回到椅子边平静地坐了下来。
“鲍勃先生，”他开口道（因为我在递上自己之前就递上了我的名片），“鲍勃先生，你是个年轻人，我猜……非常年轻？”
我赞同他的猜测，补充说我还没有过完我生命中的第三个五年。
“啊！”他回答道，“很好！我知道那是多少，请别解释！至于稿费这个问题吗，你所言极是。事实上非常正确。不过……啊……这是第一篇稿子，对第一篇，我是说杂志从来没有付稿酬的先例……你明白，是吗？其实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我们是收费者。”（螃蟹先生在强调“收费者”一词时笑得格外和蔼）“对大多数的处女作，我们发表时都要收版面费，尤其是对诗歌。其次，鲍勃先生，这家杂志的规矩是从不支付我们用法语说的argent comptant（现金），我相信你理解。在来稿发表一两个季度之后，或一两年之后，本刊并不反对开出分九个月付清的稿费期票。假若我们能始终安排得当，那我们肯定能‘破例’六个月付清。我衷心地希望，鲍勃先生，这番解释能够使你满意。”螃蟹先生说到这里时两眼已经噙满了泪花。
不管有多么无辜，给这样一位杰出而敏感的人物带来痛苦仍然使我感到痛心，于是我赶紧赔礼道歉，消除他的忧虑，说我与他的见解完全一致，而且充分理解他微妙的处境。我干净利落地说完这番话，然后告辞。
紧随着这次谈话后的一天早上，“我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成了名人。”[14]我的知名度凭当天各报的评价即可得到充分的估量。人们可以看到，这些评价包含在各报对载有我诗作的那期《棒棒糖》的评论之中，各家评论都观点清楚，结论明确，令人完全满意，也许只有一个难解的符号除外，那就是每篇评论末尾都附有“9月15日—It”[15]字样。
《猫头鹰》是一份有远见卓识的报纸，以其文学评论的严谨周密而为人所知。《猫头鹰》如我所言评论如下：
<blockquote>
《棒棒糖》！这份有趣的杂志之10月号超过了它以往各期，摆出了与竞争者对抗的架势。在版式的精美和纸张的考究方面，在钢铸凹版的数量和质量方面，以及在稿件的文学价值方面，将《棒棒糖》与其进展缓慢的对手相比，就犹如将提坦神许珀里翁与林神萨蹄尔相比[16]。不错，《无聊话》《闹哄哄》和《大笨鹅》在吹牛说大话方面占尽优势，但《棒棒糖》在其他所有方面都居领先地位！这家著名杂志何以能承受其显而易见的巨额开支，这已非本报所能理解。诚然它拥有十万订户，而其订单在上个月又增加了四分之一；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它坚持支付的稿酬金额也高得惊人。据悉巧驴先生那篇举世无双的《猪论》所获稿酬不低于37.5美分。有螃蟹先生作为编辑，有假绅士和巧驴先生这样的作者列入其撰稿人名单，《棒棒糖》不可能有“倒闭”之虞。快去订阅吧。9月15日—It。
</blockquote>
我必须声明，对《猫头鹰》这样一份体面报纸所发表的这篇精彩评论我感到相当满意。把我的名字（即我的笔名），置于巧驴先生的大名之前，这是一种我自认为当之无愧的恰当的赞美。
接下来我的注意力被《癞蛤蟆》报上的短评所吸引，该报以其诚实和有主见而著称，并因从不曲意奉承施舍者而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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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棒糖》10月号比其所有的同行都进了一步，而且在装帧之华丽以及内容之丰富方面都当然地远远超过了它们。我们承认，《无聊话》《闹哄哄》和《大笨鹅》在自吹自擂方面仍遥遥领先，但《棒棒糖》在其他所有方面都独占鳌头。这家著名杂志何以能承受其显而易见的巨额开支，这已非本报所能理解。诚然它拥有二十万订户，而其订单在最近半个月又增加了三分之一；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它每月支付的稿酬金额也高得惊人。本报获悉，咕噜拇指先生因他最近的那首《泥潭挽歌》而收到的稿费不下50美分。
在本期非抄袭撰稿人当中，（除该刊著名编辑螃蟹先生之外）我们注意到假绅士、巧驴和咕噜拇指这样一些人。不过本报认为，除编辑部文章之外，本期最有价值的篇章当数“假绅士”以“鲍勃油”为题献给诗坛的一颗明珠，但我们的读者切莫因为这首诗的标题，就认为这块无与伦比的瑰宝与某位其名不堪入耳的卑劣之徒就同一题目的胡言乱语有任何相似之处。眼下的这首《鲍勃油之歌》已经激起了公众普遍的兴趣和好奇，大家都急切地想知道是谁拥有“假绅士”这个显而易见的化名。幸运的是，本报有能力满足公众的这份好奇心。“假绅士”乃本城森格姆·鲍勃先生所用之笔名，鲍勃先生乃著名的森格姆先生之亲戚（前者之名以后者之姓命之），并与本州大多数名门望族保持着来往。他父亲托马斯·鲍勃是体面城一富商。9月15日—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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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慷慨的认可令我大为感动，尤其是当这种认可来自像《癞蛤蟆》报这种众所周知、举世公认的纯正渠道。用“胡言乱语”一词来形容那只苍蝇的《鲍勃油之歌》，我认为用得异常尖锐并恰如其分。但用“明珠”和“瑰宝”来比喻我的诗作，在我看来则多少单薄了一点。我觉得他们尚缺乏力度。我认为它们还不够鲜明（就像我们用法语所说）。
我刚一读完《癞蛤蟆》的评论，一位朋友又给了我一份《鼹鼠》日报。该报因其对总体事态看法敏锐而享有盛名，并因其社论公开、坦诚、正大光明的风格而众望所归。《鼹鼠》日报对本期《棒棒糖》评述如下：
<blockquo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