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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中才能排遣他的烦恼和悲伤，所以维特说："莪相已把我心中的荷马挤走了"。莪相诗歌中那无穷无际的旷野、劲风吹动的荒草、长青苔的墓碑，空中飘浮着阵亡英雄和凋谢的少女的亡灵这一切使小说男女主人公的心受到强烈震撼。处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文学氛围中，人们"为自己的不满足的热情所苦，而外界又绝没有刺激"来使他们"作有意义的活动，在沉闷无聊的日常生活中拖下去是未来的唯一的出路"，于是人们便"满怀愤慨，不顾一切，以为人生既然不能再拖下去，脱离尘世，倒为得计"。
维特悲剧的外部原因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维特曾想通过事业上的发展来摆脱爱情的失望所造成的心灵创伤。他走出绿蒂周围的小世界，投身到社会这个大世界之中，他到公使馆供职，以一展自己的聪明才智。但是当时德国社会十分鄙陋，那些拘泥刻板的人，处处因循守旧、虚文俗礼，公使对标新立异的维特很是反感，周围的那些庸人个个精神贫乏，空虚无聊，虚伪奸佞，尔虞我诈，一心追逐等级地位。社会上等级观念根深蒂固，连冯·Ｂ小姐的姑妈，这位"除了仰仗门第的隆荫"之外，一贫如洗的老太太，也对维特这位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极为鄙视；有一次维特无意中出现在贵族沙龙上，惹起一场风波，那些"高贵的"贵族先生和夫人宁肯退场，也不愿同他这个地位低下的人一起参加晚会。受尽屈辱的维特非常愤怒，真想在自己胸口上捅上一刀，"好透一透憋在心里的闷气"。由于在社会上四处碰壁，事业上的失败，维特对前途不再抱任何希望，而是完全任凭自己的感情，又回到了绿蒂身边，更深地卷入三角恋爱的纠葛中而不能自拔。可以设想，如果有一个适合维特发展的社会环境，他完全有可能干出一番事业，从而摆脱对绿蒂的苦恋，出现与现在迥乎不同的结局。可是，德国社会容纳不下维特这个天才，鄙陋的封建制度把他推向了毁灭的深渊。普罗米修斯被钉上了德国苦难的十字架，歌德自己则克服了失恋的痛苦和自杀的念头，"把使他不安、使他痛苦的一切，以及时代的骚动情绪所包含的病态和畸形的东西，全都倾泄在他创造出来的人物身上"，"揭开了沉睡在当代的深深激动着的心灵里的一切秘密"。
维特这个形象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就在于他蕴含了１８世纪下半叶德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