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的女海妖赛莲会用哪一首动听的歌诱惑水手？勇士阿基里斯的母亲为了不让自己的儿子参加必将惨烈的特洛伊之战，又是让他用什么化名混进了女人堆里？这当然都是难以寻找答案的谜题，可是这些并非毫无推测的余地。
——托马斯·布朗爵士，《瓮葬》
“分析能力”是人类心智中的一种特质，可是，这种特质却是难以进行“分析”的。当某人完美地发挥此种特质时，平庸的我们却只能在一旁大加赞赏。无疑，如果拥有这一分析能力是相当珍贵的，而我们也能够发现凡是具备此种特质的人，是十分“热衷”且“乐于”发挥他这项超级本领的。他常常因为自己的这种分析能力而自豪，就如同一个身体强壮的人，总是愿意炫耀自己美丽的肌肉一样；他能从很多为我们外行人看来十分烦琐的事情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极大乐趣；他喜欢破解那些令人晕头转向的谜语、难题，以及奇怪的文字和符号，因为这是他机敏睿智的体现，而我们只能认为这些事情都是不可思议的神奇之举！为什么他能够解决这些难题，这并非只是因为他十分熟悉解决问题的方法，更为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有着敏锐的观察力的人。的确，分析和解决难题的能力有时候是因为他对数学的敏感。（难道数学修养十分高的人就一定会有超凡的分析能力吗？）可是，高超的计算能力并不能等同于神奇的心智上的分析能力。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技艺高超的棋手，必然是一个善于计算的人，可是我们却不能一定认为他同样是善于分析的。虽然我们中的很多人会误认为一个玩国际象棋的高手理所当然地具备不凡的心智特质，他们应该是一个擅长计算或分析的人，可这并不一定是事实。您不要误会，我的这番高谈阔论并不是说我准备为大家奉上的是有关心智分析能力的专业论文，这只不过是我开始讲述故事之前的一个开场白，而这个开场白也只是我生活中的一点随意观察所得而已。
不过，我想既然已经谈到了这里，不如让我为“下棋”这件事多说几句。以我个人的看法，与技巧复杂、规矩烦琐的国际象棋相比，更为普通的国际跳棋似乎更能反映一个人的心智思考能力。在国际象棋中，任何一个棋子的步法变化都很复杂，因此这个游戏常常被人看成是一种深奥的游戏。其实，它算不上深奥，只不过是规则烦琐而已。这样烦琐就需要我们在玩这个游戏时非常专注，如果稍一分心，可是就会走错棋子，而结果可能就是所谓的“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其实生活中的很多事都是如此，越是纷乱复杂的事情越容易发生错误，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必须在下象棋的时候十分专注，但这不是心智敏锐的体现。而国际跳棋却不是如此，它的所有棋子都只有一种走法，它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变化，因此，走错的概率是很小的，玩跳棋的人能否赢得游戏关键就在于谁的心智更加敏锐，越是心智敏锐的人，其玩棋的技法也就越发巧妙。
比如当两位跳棋的对弈者彼此都只各剩两只国王棋子时，显然胜负已经不再是专注与不专注所能决定的了，因为他们各自拥有的棋子都是一样的。这时一般性的招式已经毫无作用，只有运用自己的心智智慧才能置对手于失败之地，而我们看到的也正是如此，最后的赢家最为关键的一步棋往往让人出乎意料，叹为观止。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都知道最需要高超的分析能力和计算能力的益智游戏是惠斯特牌戏。这也是不少脑子灵活的人十分钟爱的游戏。而且喜欢惠斯特牌戏的人常常觉得步骤复杂的国际象棋根本不值得花费时间和精力。的确，在益智游戏中，确实很少有比惠斯特牌戏更需要分析能力的，它将体现一种综合运用心智的能力。
一个国际象棋玩得好的人最多只不过是一个棋艺方面的高手，但是一个惠斯特牌戏玩得好的人则可能在生活中的很多方面有着不凡的心智分析能力。（请注意，我是说在合法的情境下，擅长运用自己心智的人能够通过自己的敏锐和理性掌握、理解一些蛛丝马迹而让自己取得事情的成功。当然，任何线索或消息都可能是繁多复杂的，只有那些心思缜密的人才懂得它们的意义，一个大大咧咧的人恐怕是难以体会此中境界的。）
当一个人非常专注地观察某一事物时，他能够记下其中很多信息。因此，如果用玩国际象棋那样的专注来玩本身就需要敏锐观察和精密分析的惠斯特牌戏，那么他可能会比一般的惠斯特牌戏玩家玩得更好。也就是说，一个因专注而有着深刻记忆力且熟悉牌戏规则的人，是一定能够成为惠斯特牌戏高手的。规则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会运用规则，必须在牌局中仔细观察和推敲之后再加之规则的运用，牌才能打好。
所有置身游戏的玩家都会有自己的观察，对于所观察到的不同信息也会各自进行不同的推敲，但如果你只把心思放在牌局本身，或许仍然是不够的。因为你的对手不是简单的几张牌而是活生生的玩家，因此观察牌路的同时，还需要仔细观察“玩家”本人才行。包括他搭档的神色、其他对手的神态；包括推算其他人手中的牌以及他看着手中牌时的神情——因为这样你可以推断他的牌的大小；你还需要通过其他人的表情变化来猜测敌情：是自信、惊讶、得意，还是懊恼？只有这样全方位的观察，才是这个游戏中有效的观察，才能体现你的“观察品质”非常之高，也只有这样的观察，你才能在这个游戏中游刃有余，立于不败之地。
有的人往往把“心智分析”的特长等同于“聪明机灵”的特质，其实，这是错误的。如果一个人运用心智分析的能力很强，他应该是聪明机灵的；但是一个聪明机灵的人则未必擅长心智分析。虽然机灵的人一样可以进行推敲、归纳，可是这并不是什么很特别的本领，就算是几近白痴的人，也同样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推理和归纳。这一点并不是我在胡诌，那些对精神心理非常感兴趣的作家们的作品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
还有一种奇怪的观点，即所谓的“骨相学家”——他们声称通过人类的头骨形态就可以判断一个人的心智能力或特质——已经指出：对事物进行推敲和归纳的能力自我们降生那天就有了，而这种能力是由另外独立的器官所掌控（这已被证实为纯属无稽之谈）。不管怎么样，即便一个聪明机灵的人非常擅长推敲和归纳，这也不能说明他的心智分析能力就一定十分卓越。
虽然在不少方面，这两种人的表现会十分类似，可是将他们混为一谈很明显是不合适的，他们之间的差别显而易见。比如，他们之中一类人是“喜爱幻想”的，而另一类人则“善于想象”。一般非常聪明机灵的人都有一个“喜爱幻想”的毛病，可是对那些擅长心智分析的人来说，他们则是“善于想象”，他们有着十分丰富的想象力。
现在我将讲述一个故事，让读者看一看真正有着心智分析特长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
那年的整个春天和一小段夏天我都在巴黎度过，这让我结识了舍瓦利埃·C.奥古斯特·杜宾。他是一位年轻的绅士，有着曾经显赫的出身。可是因为种种不如意，让他丧失了生命的活力和对生活的斗志，也没有了振兴自己家业的欲望。不过好消息是，他的债主对他还算宽厚，并没有将他逼上绝境，竟然允许他保有最后的一点家产。于是他就凭着这点家产提供给他的有限的收入，尽量避免额外支出，勉强度日。平时，他最喜欢的就是阅读，这几乎是他生活中唯一的奢侈。幸好巴黎很容易就能让这种奢侈实现。
我记得，我们的初次见面就与读书有关，那是蒙马特街上的一间偏僻的小图书馆，当时，我需要找一本十分珍贵且特别的书，碰巧，他也要找这本书，于是我们就相识了。自此之后，我们之间的接触也越来越多，渐渐开始频繁地互相拜访。我对他以前的家族史十分有兴趣，当然，他也没有太多顾忌，总是能够与我推心置腹地谈起他家族中的很多往事（法国人似乎都很喜欢谈论自己的事）。
除此之外，让我十分惊讶的是他那广泛而众多的阅读涉猎。似乎他总能够在一些事物中发挥自己灵动活泼的想象力，我每次与他在一起谈论起阅读，总会被他这种想象力感染，就好像自己的内在灵魂也在翻腾跳动一样。那时的我希望自己在巴黎寻找到一些什么，而杜宾让这样的我不得不感到他将是我一个珍贵的朋友。我当然把这些感受都告诉了他。显然我的话对他也很有触动，因为我们最终决定，在巴黎租一所房子共同居住。他的经济非常拮据，因为辉煌已经离他远去了，于是，当时的房租都是由我承担的。谁叫我们是好朋友呢，既然我的经济状况比他要好些，这就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租来的房子还是很奇怪的，因为我们两人都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古怪，我们看中的那所房子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它位于圣·日尔曼区的偏僻地带，是一所老宅，房子已经多年没有人居住了，不但年久失修，摇摇欲坠，甚至还有一些恐惧的迷信和传言萦绕在这所房子周围。可是，对我们来说，简直就是玩笑话，因此谁也没有在意和多做打听。
现在想想那段生活，简直不可思议。如果让你来评价一下，你一定觉得我们两个人是疯子（可能吧，可至少我们没有对任何人有过什么伤害）。那时我们就是一种纯粹隐居的生活，平时不见任何访客——更主要的，是没有几个人知道我们住在这儿。那时的我，没有把这件事告诉给以前的朋友，似乎是小心翼翼地让这个秘密不被泄露；而杜宾，他已经有几年时间没有和其他人接触了。所以，真正的隐居生活还是不算艰难地实现了。
杜宾有个奇怪的毛病（除了这么说，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好）：他对黑夜非常迷恋。问题是，我也开始受他影响，竟然也渐渐任自己放纵，与他一起沉溺在他所拥有的怪癖中。可惜的是，这个世界并非只有黑夜，黑暗女神无法在白天继续与我们同在，我们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挽留住黑暗女神的逝去。于是，每到早晨曙光初现的时候，我们便将老宅里那些笨重的窗帘密不透风地拉在一起，然后点上几支细长且可以散发浓香的蜡烛。就在这如鬼魅般微弱的烛光里，我们像在黑暗之梦中不分时间地阅读、写作和交谈，直到时钟告诉我们，真正的夜晚已经来临之后，我们才走出家门出去散一会儿步。大街上我们肩并肩地走着，将那些还没有聊完的话题继续深入在散步中，或者在大城市已经沉睡之后随处闲逛，彼此安静地欣赏着城市此刻的光影，让在探索的兴奋中穿行了整个黑暗的心灵短暂地沉醉在真正黑暗的安静中。
我很清楚杜宾非常善于想象，这是他的一种特质。可是我仍然惊异他在我们夜游中所展现出来的透彻观察和心智分析的能力。而他更是把自己沉浸在这种心智观察中，并且有些扬扬得意地宣称自己确实从中得到了很大的快乐。他边低声窃笑，边有些自豪地说，他可以把人们心上那扇可以洞悉一切的窗轻易打开，不费什么力气就能将人们的心思猜透。为了让我相信他的话并非胡扯，他马上就对我那时的内心进行了一番推测和分析。我对他的结论感到吃惊，因为他说的确实八九不离十。当他开始分析某人时，他的神情十分冷漠，眼神迷离，原本圆润的男高音嗓子这时会有些发颤，就像已经是最高音一般，如果不是他的口齿清晰，举止淡然，还真可能误以为他在发脾气！每当我见到这样的杜宾，就会想到那“双重灵魂”的古老哲学，这时我常常把两个杜宾想象在一起，一个充满了想象力和创造力，另一个则冷峻而睿智。
我这样的描述可不是为什么玄秘的故事做铺垫，其实，我只是想让你看到这位法国人沉浸在思考中时那种极度兴奋或者说有些病态的神情。如果你想看到此人的特殊心智分析能力究竟达到何种境界，那倒是可以听听下面这个故事。
那是一个深夜，我们来到位于皇家宫殿附近的一条又脏又长的街道上散步，不过显然，我们各自在思考自己的心事，沉默至少有十五分钟。这时，杜宾突然说：
“那个家伙的确够矮，看他那让人忍俊不禁的外形，他真该到杂耍剧院中找一份工作。”杜宾说这句话时完全没有开玩笑的意思，神情非常严肃。我下意识地说：
“不是吧？”但我真没想到他竟然和我想的东西完全一致，或者说，是他已经猜到了我正在想什么。我很快让自己镇定了下来，仔细想了想我在这十五分钟内都胡思乱想了些什么，果然吃惊地发现，刚才想到的正是杜宾已经说出来的。我郑重地对他说：
“杜宾，我真有些不明白了。我实在不能相信你竟然已经知道我正在想……”我故意有些停顿，目的是想确认一下他是否真如我想象的那样可怕。
“你正在想尚帝利吧？”杜宾说，“可你的话为什么只说了一半？或许你在想，尚帝利这样矮小的身材根本就无法表演悲剧吧？”
是的，这正是我刚才想的。矮子尚帝利原本只是一个圣丹尼街上给人补鞋的鞋匠，可他后来竟然疯狂地迷上了戏剧，他还试图诠释克雷比荣悲剧里的薛西斯，但这一点被很多人奚落与讥讽。
“你真的已经知道我在想什么啊！那拜托你一定要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我惊呼着，“到底你是用什么方法来推测我的心思的？”但此时的我在内心中的惊讶的程度要远远超过这些语言所能表达出来的。
杜宾不慌不忙地说：“我觉得可能是那个卖水果的人引发了你的联想。于是你可能会觉得尚帝利这样矮小的人根本无法诠释薛西斯这样的悲情角色。”
“你说什么？卖水果的？我根本没有注意到什么卖水果的？”我有些奇怪。
“在大约十五分钟之前，你不记得吗？我们刚进这条街，你就被一个人撞了一下。”杜宾说。
哦，是的，确实有这么一回事，我们正准备从C街转到这条街上来，我被一个头顶上顶着一大篮苹果的人差点撞倒。但尚帝利和这个人实在没什么关系啊，杜宾向来说话都有根据，他为什么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呢？
“你不用疑惑，我会好好解释给你听的。”杜宾看了我一眼，接着说，“现在我们就从我刚开始说的那句话，倒推着分析一下你的思路，直到推回到你撞上卖水果的那个人。让我来倒推着说一下你在这段时间里想到的几个重要的思绪环节，它们依次是：尚帝利、猎户星座、伊壁鸠鲁、石块切割法、街上的石块，以及那个卖水果的人。”
很多人很多时候都喜欢从后向前的逆向思考，这个方法可以让我们记起某段时间中我们在想什么。这很有意思，而且我们能够从中自娱自乐。如果你有这样的体验，你会发现，在某段时间前后的想法，虽然是一点一点联系的，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但如果一个人只是逆推自己的思路，这是可以理解的，让我吃惊的是，杜宾竟然能够逆推别人的思路，甚至是准确无误地逆推出了我的思路，从而完全明白我在想些什么。我不得不承认，杜宾刚才说的完全没错。杜宾接着说：
“假如我没有记错，我们在从C街准备来到这条街之前，所谈论的最后一个话题是有关马的。就在这时，我们来到了这条街，而一个头上顶着一大篮子水果的商贩速度很快地从我们身边经过，你被挤到了路边的石块堆旁边，那堆石块是准备用来铺路的建筑材料。对不对？因此它们堆得有些松散，不结实。你正好踩到了其中一块，滑了一下，脚踝被扭了一下，这时的你绷着个脸，明显有点儿不高兴，嘴里抱怨了几句，还回头又看了一下那堆石头，然后就是一直沉默地走着。你不要误会，我没有特意观察你一举一动的意思，我只是因为养成了‘观察周围的人和事’的习惯，而无意中看到这些的。”
杜宾继续说：“不过一直走路的你，明显还是不高兴的眼神，而你一直都很注意路面上那些坑洞或车轮留下的凹痕，因此我在想，你肯定还在对那堆石头的事耿耿于怀。直到我们来到这条拉马丁小巷子，你的脸色才有所好转，因为这条巷子路面非常平整，是新近刚刚用铆钉固定交叠石块的方法铺好的。我发现此时的你嘴唇微启，自言自语地说了一个‘石块切割法’的词，是的，这是这种新的铺路方法比较正式的名称。而我知道你在想到“石块切割法”这个词的时候，构成物质的基本单位——原子或许会浮现在你的脑海中，想到原子你一定也会接着想到最先提出这个学说的伊壁鸠鲁，而这个话题是我们不久之前曾经讨论过的。我当时还特别对你说，当时这位古希腊哲学家那些对原子和宇宙形成的模糊推测，竟然被如今的宇宙进化论学说给完全证实了。因此，我猜想接下来的你一定会抬头看看天上的猎户星座。说实话，我当时真有些激动地期待着你会这么做。结果，你竟然真的抬头了，这让我确信之前的推测没有问题。当你抬头看天空的时候，我想你应该能够记起《博物馆》杂志上那篇讽刺尚帝利的文章，那篇文章整个意思就是在说这个身材非常矮小的补鞋匠以为有了一双厚底半筒靴就能改变自己的本来身份。这篇文章中，作者把一句我们经常谈到的拉丁诗文引用进去，为的就是好好挖苦尚帝利。那句诗是这么说的：‘第一个字母已经丧失了它本来的发音。’我曾给你讲过，这句诗文的典故与猎户星座有关，你当时对这个阐释还非常感兴趣，因此我知道你应该没有忘记这件事。而且，我发现你果然把这句和猎户星座有关的诗与尚帝利联想到了一起，因为我看到了你的嘴角微微上扬，正在微笑。那是你在笑尚帝利这个可怜的补鞋匠如今成了众人挖苦讽刺的牺牲品。从刚才走过来，一路上你都弯着腰在走路，可是这时竟然突然挺直了腰杆、抬头挺胸起来，这让我更加肯定，你刚才想到的一定是身材短小的尚帝利。这时候，我打断了你的思绪，说了一句：‘那个家伙的确够矮，看他那让人忍俊不禁的外形，他真该到杂耍剧院中找一份工作。’”
就在这个心智分析的小游戏结束之后不久的一天，《法庭晚报》上刊登了一则离奇命案的报道，下面就是从这篇报道中摘录的主要内容：
离奇的凶杀案——在今天凌晨三点钟左右，两声惊恐的尖叫吵醒了圣罗克区还在睡梦中的居民。爱斯巴奈雅太太和她的女儿卡蜜儿·爱斯巴奈雅居住在该区莫格街的一栋房子的四楼，尖叫声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众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于是准备叫门进去，但没有任何回应，所以人们决定强行开门而入，有八到十位邻居和两名警察来到屋内。尖叫声早已停止，但当众人刚到一楼楼梯时，还能听见两个或更多人非常愤怒激烈的争吵声，当众人来到二楼时，争吵声就已经结束了，屋内一片寂静。于是众人分散开来，一间接一间地寻找爱斯巴奈雅母女。人们在四楼后面的一个大房间中发现了什么，这间房子被反锁了，当人们撬开房门时，完全被房中的景象惊呆了。
房间中异常凌乱，家具都已经被砸坏，满地狼藉。房子中的床只剩下了空床架，床垫已经被丢在地板正中央；房中的一张椅子上有一把沾有血迹的刮胡刀；在壁炉上则能看到两三撮被连根扯下来的灰色毛发，这显然是人的头发，它们又长又粗，还有血迹；在地板上有四枚带有拿破仑头像的金币、一只黄色宝石的耳环、三支阿尔及尔的大银汤匙、三支小合金汤匙，还有两只里面约有四千枚法郎金币的袋子；一个所有抽屉被打开的衣柜就在墙角，显然里面的很多东西已被拿走，不过仍然有不少东西剩下了；床垫底下是一个小保险箱，铁制的，但已被打开了，打开的钥匙仍然留在了保险箱上，里面只剩下了一些旧信件和不很重要的文件，除此之外别的什么也没有。
爱斯巴奈雅太太没在这个房间，不过壁炉中的炉灰明显要比正常的情况更多，显然是从烟囱中脱落下来的旧炉灰。当人们检查烟囱时，发现了骇人的场景。爱斯巴奈雅小姐被倒塞在这条狭小的烟囱孔道里，她被塞得很深，以至于只能从她的头部将她的身体使劲拖出来。身体余温尚存，但验尸人员发现，她有多处擦伤，这显然是被强行塞进烟囱和被从烟囱中用力拖出时导致的；她的脸上还有非常严重的多处抓伤，很深的淤伤和凹陷的指甲印留在了她的喉部，死者明显是被人掐死的。
尽管人们仔细全面地搜查了整个房间，但仍然没有发现爱斯巴奈雅太太。人们在屋外建筑物后面铺着石头的小庭院中发现了她的尸体。她的喉咙完全被割断，当人们准备抬起尸体时，才发现她的头颅竟然已经被从身体上分离了；老太太的头部和身体都有严重的割裂伤痕，其中身体上的割伤令人不忍目睹，整个身躯血肉模糊，几乎辨认不出人形。本报如今唯一能够确信的是，到目前为止，这桩令人胆颤的悬疑命案仍然没有任何线索。
第二天同一家报纸上又对这桩命案进行了更加详细的报道，下面的文字就是这一报道的内容：
发生在莫格街的双尸谋杀案悲剧——莫格街这桩令人惊骇的谋杀案发生之后，警方已经调查了不少可能和这一案件相关的人士，不过并没有从中发现有价值的破案线索。以下是相关人员的所有重要证词：
洗衣妇宝琳·迪布尔。她和爱斯巴奈雅母女已经认识三年了，这对母女的所有衣物都由她负责清洗。据她说，这对母女平日关系非常好，彼此之间说话柔和，母慈子孝。她们给她的洗衣费非常高，但她并不清楚这对母女的经济收入是什么，她猜想爱斯巴奈雅太太可能通过帮人算命来获得收入。证人听说爱斯巴奈雅夫人家境富裕，并证明自己从未在她们家看到过其他人，也肯定她们并没有什么佣人，除了四楼之外，在这间屋子的其他地方好像没有任何家具放置。
烟商皮埃尔·莫罗。证人说，在最近差不多四年中，爱斯巴奈雅太太的很多烟草和鼻烟都是由他提供的。证人自己从小在这个区长大，且一直在这里居住。发现爱斯巴奈雅母女尸体的这栋房子是这对母女生前就居住的，她们在此至少已经居住了六年时间了。这所房子原本属于爱斯巴奈雅太太，但之前一位珠宝商曾经从爱斯巴奈雅太太那里承租过，不过这位珠宝商又把这栋楼另外的房间租给了其他不少人。这让爱斯巴奈雅太太对珠宝商做二房东非常不满，她不喜欢珠宝商把其他房间随便租出去的做法。因此决定自己搬来居住，并且拒绝租给其他人。证人因此觉得这位老太太其实很孩子气。在这六年时间里，证人大约见过爱斯巴奈雅小姐五六次，她们母女在这里很低调，过着类似隐居的生活。他听说爱斯巴奈雅太太有不少钱财。他还从邻居那里听说爱斯巴奈雅太太是个算命师，但对于这一点他自己并不相信。他还曾见过一两次杂工到她家里，还有医生八至十次来到她的住所。
其他不少人和邻居的证词与上述提供的情况几乎一致，他们接近并进入这所房子的机会很少，而且他们并不清楚爱斯巴奈雅母女还有没有其他亲戚。只知道房前的百叶窗开启的时候很少，屋后的百叶窗则从来没有开启过，不过四楼上屋后那个大房间的百叶窗却是一直开启着的。他们都认为这是一栋很好的房子，也不是特别旧。
警察伊希多尔·米塞。证人证明自己是在案发当天大约凌晨三点钟被通知前往现场的，当他到达现场时，这栋房子的大门前已经有二三十人正在敲门准备进入，可是因为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最后只能用刺刀刺门（不是用铁扳手撬开门）强行进入。证人描述，这是一道有两扇门板组成的双扇门，平常从中间向两旁开启，门的上下都没有加栓，因此打开这扇门还算容易。屋中的尖叫声直到打开门之后仍然有，但随即就停止了。这种尖叫声似乎是一个人，也可能是好几个人发出的，其声音拉得很长且很大，不是短促的叫声，声音听起来非常痛苦。当证人爬上一楼时，又听到了两个人愤怒争吵的声音，声音非常大，其中一人声音粗哑，不是女人的声音，不过从他说“该死”、“见鬼”这几个词上听得出这是一个法国人。另外一个声音非常尖锐，口音有些奇怪，应该是个外国人。证人并不能听懂他在说什么，不过认为这应该是西班牙语，但证人并不能肯定这一声音是男性还是女性发出的。证人的其他描述：四楼房间情况及尸体状态，已见本报昨日报道，并无不同。
死者的邻居，银器工匠，亨利·狄瓦尔。证人是当晚一起进入房子中的一人，其证词基本与警察先生所描述的一致。打开大门进入屋内之后，他们很快便把大门关上，这样是为了不让屋外围观的人冲进来（虽然已是深夜，可是还是有很多人在短时间内聚集了起来）。但是证人并不认为屋中那个发出尖锐争吵声的人是法国人，他认为应该是意大利人，虽然证人不懂意大利语，可是他确信那种语调听起来是意大利文，证人同样不能确定发出这一声音的人是男是女。证人与被害人爱斯巴奈雅母女都认识，并且常常和她们谈话，因此他肯定这个尖锐的声音不是她们母女中任何一人发出的。
餐厅老板××·欧登海默。证人是自愿做证的，但他不会说法语，警方的调查通过翻译完成。证人是荷兰人，原籍阿姆斯特丹，在案发之时，他正好从屋子处经过，并听到有人发出了尖叫。尖叫声有好几分钟，可能有十分钟之久；尖叫声很大也很长，听上去正在经历极大的痛苦，声音让人感到害怕。证人在当晚也进入到了房中，他的证词与其他人的说法大致一样。不过证人认为屋内发出尖锐声音的那个人肯定是法国人，而且是男人，但证人没有听清楚对方说了什么。这个人说话声音很大、很快，音调也不平均，显然带着恐惧和愤怒。他的声音与其说尖锐，不如说是刺耳。而另外一个粗哑声音说了两次“该死”“见鬼”，说了一次“我的天啊”。
银行家朱尔·米尼亚尔。证人是圣德洛雷纳街上米尼亚尔父子银行的老板老米尼亚尔。证人证明在爱斯巴奈雅太太名下的确有一些财产，八年前老太太就在他的银行开了一个账户，并且经常将一些小额款项存入其中，不过从来没有提过款。在案发前三天，老太太第一次亲自来到银行，提出了大约四千法郎。这笔钱全用金币支付，银行还请了一名职员把老太太护送回家以保证她的安全。
银行职员阿道夫·勒本。证人就职于米尼亚尔父子银行。证人指出，他是那天护送爱斯巴奈雅太太回去的银行职员，大约在当天中午时分他送老太太回去，两袋金币由他一手一袋提着。爱斯巴奈雅小姐应门，她伸手接了其中一袋金币，而另一袋金币则是老太太接过去，然后他便鞠躬告退。证人并没有看见当时的街上有任何人，而房子则位于一条很小、很偏僻的巷子中。
裁缝师威廉·博德。证人是当晚进入房间中的一个。他是英国人，已经在巴黎住了两年。证人叙述说当他进入屋子后也跟着冲到楼上，他也确实听到争吵的声音，并且肯定发出那个粗哑的声音的是个法国人，他非常清楚地听见对方说出了“该死”“我的天啊”，但是不记得对方还说了其他别的什么。当时他还听到了几个人互相扭打的声音。而那个有着尖锐声音的人，说话比声音粗哑的那位还要大声，但证人认为这个人一定不是英国人，他觉得对方应该是德国人，尽管他听不懂德语。另外，证人认为这个声音有可能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上述四位在案发当日进入房子现场的证人，在后面又接受了传讯，并且都指出，在发现爱斯巴奈雅小姐尸体的房间门口前，他们发现房子门是反锁的，房子里面十分寂静，没有听到任何呻吟声或嘈杂声。当他们进入房间之后，没有看到任何人。与这个房间相通的另外一个房间窗户均紧闭，两个房间相通的门是关上的，但是没有锁。不过另一间房尽头的房门与走廊相通，这扇门已经从里面被反锁，钥匙还没有被取走。四楼上，前面还有一个小房间，它在走廊最前端，房门是稍稍开启的，这个小房间中堆满了旧床垫、箱子之类的东西，当时人们为了寻找爱斯巴奈雅母女，把这些东西全部搬开了，整个屋子被翻了个遍，包括烟囱在内都用扫帚清查过。这栋房子是一出四个楼层外加一间小阁楼（屋顶为双斜形式，阁楼很小）的房子，阁楼位于屋顶，其天窗是钉死的，看起来至少已经有几年没有被打开过了。人们在一楼时还能听见争吵声，后来奔上四楼、强行打开位于楼层后面这间大房子的房门而进入，这其间所用的时间有多种说法，最短的认为有三分钟，最长的认为有五分钟。但是，打开这个房间的门确实让他们费了很大劲儿。
殡葬业者艾尔范佐·加西奥。证人原籍西班牙，在莫格街上居住。他当晚也进入到了房子中，但是他因为太紧张而没有和其他人一起上楼。证人认为争吵声中那个声音粗哑的人一定是法国人，不过他没有听清对方说了什么，对于另一个声音尖锐的人，他认为那一定是英国人，但证人自己不懂英文，他之所以这样判断是根据声音的口音和腔调。
西点糖果师阿尔贝托·蒙塔尼。证人同样是案发当晚身在现场的人，并且证明听到了争吵声。他认为声音粗哑者应该是法国人，他对对方说的几个字有印象，感觉这是在劝诫、斥责。对于声音尖锐者，他无法清楚对方说话的内容，因为对方说话非常快且音调不平均，他认为这应该是俄国人，但证人此前没有与俄国人交谈过。证人自己是意大利人，他反映的其他情况基本上和别的证人所叙述的一致。
其中几位证人表示，四楼房间中的所有烟囱孔道都非常狭窄，一般人不可能爬入其中。在众人寻找爱斯巴奈雅母女时，他们曾经仔细清查了烟囱孔道，使用的“扫帚”是那些烟囱工人专用的圆筒状清扫刷。而这间房子根本没有后门让对手逃脱，假如凶手要想逃走，那只有众人上楼的楼梯。而爱斯巴奈雅小姐的身体正是在烟囱孔道中发现的，卡得非常死，四五名大汉一起努力才拖出了她的尸体。
内科法医保罗·仲马。证人指出，当天大约天刚亮时他去对被害人进行验尸。两名死者的尸体被放置在四楼后面的那个大房间里铺着粗麻布的床架上。年轻女性的尸体身上存在多处淤伤和擦伤，这主要是因为被人强行塞进烟囱孔道所致；其喉咙处有严重擦伤；下巴的下方有几处很深的抓伤，同时也有几处指痕明显的淤伤；其脸部变色严重，眼球突出；舌头已被部分咬断；胃部凹处有大片淤青，这明显是因为膝盖折压弯曲导致。法医仲马指出，爱斯巴奈雅小姐很可能是由一人或多人勒脖子窒息而死。至于爱斯巴奈雅太太，她的尸体被严重破坏：其右腿和右臂骨出现了部分碎裂，左腿胫骨和左侧肋骨则严重碎裂；而尸体的淤青和变色情形同样非常严重，如此严重的情况让人很难推测造成这些尸体上的伤痕的具体原因。法医的猜测是，凶手可能是一个强壮有力的男性，且可能手持木棍或铁条或椅子等大型钝器作为凶器，否则死者如此严重的伤痕很难解释；法医同时非常肯定地认为，凶手必然是男性，因为假如凶手是女性，则即使她用大型钝器击打受害人，也不太可能让死者身上有如此严重的伤痕。法医指出，在他见到老太太的尸体时，其头部与身体已经完全分离，且几乎碎裂；死者的喉咙明显被锋利凶器划破，这一凶器很可能是刮胡刀。
外科法医亚历山大·艾迪安。在同一时间与仲马医生一同工作，其证词及验尸后的意见与仲马医生相同。
除此之外，还有几位证人向警方提供了证词，不过本案仍然毫无进展。这一离奇的凶杀案是巴黎之前所未曾出现过的。有关凶手的作案手法和模式都让人感到并不普通，但巴黎警方对此仍然没有更多的思路。
除了上述报道之外，《法庭晚报》还报道说，现在警方重点调查的仍然是圣罗克区，也就是谋杀案发生之地。警方已经再次在现场进行了搜证，并传讯了一些新的证人而得到了新的证词，但是，这仍然没有让案情侦破有所进展。最后，报道还指出，由于警方没有合理的和进一步获得的证据，因此他们不能控告阿道夫·勒本（是这位银行职员护送老太太回家的），不过他们还是收押了这位银行小职员。
这桩谋杀案引起了杜宾非常浓厚的兴趣。当然他没有向我说明任何与此案有关的意见，我只是根据他的举止神态而得出了这样的判断。在阿道夫·勒本被警方收押的消息发表到报纸上之后，杜宾才第一次问我对这一案件有什么看法。
我与全巴黎人的看法没有什么不同：这桩谋杀案的凶手没有留下任何让人欣慰的信息，因此它很难被破解。
但是杜宾不以为然，他说：
“警方现在的调查还很粗疏，因为这样就认为此案难以侦破实在太幼稚了。很多人都觉得巴黎的警察非常有洞察力，在破案方面非常神勇，可是这只不过是假象而已。因为警察最擅长的就是炫耀自己的办案能力。警察们总是说自己的破案手法非常丰富，但他们的思维和逻辑向来顽固不化，被事情的一些细节所束缚，因此即便方法很丰富，其实没有什么新花样，他们的破案方法根本就是老一套。
“你可能对我说的有些怀疑，那么就让我给你打一个比方吧。在一部小说中写到了这样一个人，他叫居尔丹，他的一个习惯就是一定要穿着睡衣听音乐，因为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舒服地听音乐。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居尔丹有些愚蠢？其实警察的很多思维就如同居尔丹的一样。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会说，既然警察这么愚蠢，为什么还能侦破一些复杂的案件呢？这并不令人诧异，因为他们的行动力非常强。正是因为他们勤奋地办案，于是一些表面复杂而实际手法形式都很一般的案件能够被他们侦破。
“但是一旦遇到一些并不简单的案子，比如现在刚刚发生的莫格街凶杀案，警察那套老办法就难以再起作用！就算是警察中非常杰出的侦探维多克，尽管他对待案子从来都是执着坚毅，非常专注，不会轻易放弃，可是，他没有专门进行过心智思维训练，因此他的风格就是绝不轻易放过那些直接相关的线索，却把很多其他间接的可能的线索给忽略了，因为他太过专注于案子中的某点或某一线索，因此他不能从整体上把握案情。甚至他已经发现了案子中某些不寻常，也仍然不能用全面的眼光来审视整个案情。
“人们就是这样，往往迷信只要执着地坚持和尽可能深地发掘其中某一点就能得到真相，可是更多的事实说明，真相并非只在那一点中。从我个人来说，我甚至更相信，越是复杂和有价值的事实真相，越是浅显易见的。有的时候，我们越是向山谷深处进发，越是希望真相就在山谷深处，可事实往往证明，真相根本不在那儿。或许当我们不经意地抬头看看山顶时，却发现苦苦追寻的东西早已经在注视着我们了。
“如果你不认同我的观点，那你可以想想我们是怎样观察天体的。当我们只是无意地斜眼去瞄的时候，往往能够更清楚地窥见星星，知道它的亮度，这甚至比我们专门去注视观察的效果更好。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眼球的构造决定了外侧比内侧更容易感受到微小的光源。因此，当我们认真地观察天空中的星星时，反而无法更好地感受到其亮度，因为正眼看星星的同时还有很多其他光源发出的光线进如眼球。相反，斜眼瞄星星时，则没有这样的弊病。警察们的办案有时正如正眼观察星星。他们往往因为过度埋首思索一件事而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困惑；他们被很多其他‘光’给干扰了，因此也让自己的洞察力有所减弱。这样的结果就是竟然不能发现如天上星辰一样明亮的事实真相。像金星，它虽然有着最清晰的星光，可也可能会因为我们太过持续、专注和直接的观测而从我们眼前消失。”
杜宾否定了警方的调查方法，他认为：“我们应该自己亲身去调查这一谋杀案，否则就无法确定我们对案情的真实看法，当然假如只是打算听听警方的结论，那就没有什么必要了。可是听任警方的解释同样会失去我们自己的乐趣。亲自调查才会让我们感受到其中的乐趣（我当时觉得杜宾用‘乐趣’这个词来描述悲惨的谋杀案非常奇怪，但对此，我并没有多发表其他的议论）。当然，我想这么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位现在被收押的勒本先生当初曾经帮过我，但我一直没有报答他，当然，退一步讲，我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无辜的银行小职员就这样被不明不白地关进监狱。我们应该到命案现场亲自查看一番，你觉得怎么样？警察局长G先生和我认识，我觉得，我们能够比较容易地得到许可进入的机会。”
拿到允许进入命案现场的许可之后，我们立刻前往莫格街。这是一条丽舍尔街和圣罗克街之间的残破街道。我们居住的地方离这里并不是很近，因此，当我们到达莫格街时已经是傍晚时分。那所发生离奇谋杀案的房子很容易找到，它位于路边，在其马路对面仍然有许多人停留，他们同样对这一案件感到好奇，并不时地仰望观察至今仍然紧闭着的房子的百叶窗。在巴黎，这是一栋非常普通的充满巴黎格调的住宅，大门入口的一边有一个门房，用玻璃镶成，门房的窗户有一块能够移动的板子，其中标着“门房”的字样。
在我们进入房子之前，我们先观察了房子周围的环境，重新走回街上，转进一条巷子，然后又转到房子正后方。杜宾对于这栋建筑物本身及其周边的各种环境观察得极其仔细，但我实在没有发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我们又往回走，来到了屋子的前方，按响了门铃，看守人员在检查过我们的许可证之后允许我们进去。于是我们就上楼了，找到了四楼那间发现爱斯巴奈雅小姐尸体的屋子，两位被害人的尸体仍然停放在这里。房间中的环境仍然是凌乱的状态，而且显然和《法庭晚报》中报道的没有什么区别。杜宾非常仔细地查看了两具尸体和房间中所有的东西。之后，我们又去查看了其他房间和后院。所有的调查活动中都有一位警察陪着我们，直到夜幕降临我们在现场的调查才算结束。不过回家的途中，杜宾又走进了一家日报社，并在那里驻足了好长时间才离开。
我已经向大家说过了，杜宾是个古怪的人，很多匪夷所思的想法和念头不时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当我们结束现场调查之后，他的怪癖就一刻也没有停止。但是他并没有和我讨论这一案件中的任何事情，直到隔了一天的中午，他才非常突然地问我，有没有发现命案现场一些不同寻常的事。
杜宾在问我对此案的现场有何看法时，特别将“不同寻常的事”几个字进行了一番强调。我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竟然觉得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没有啊，我没发现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我回答杜宾说，“我觉得现场的情形和报纸中报道的完全一样，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特别的东西。”
杜宾开始了自己的分析，我对他的说法感到吃惊：“我却觉得《法庭晚报》中的报道和观点根本没有体会其中之真味！所以，报纸上说的那些无知的观点就不用再讨论了。按照我的看法，要侦破这桩谋杀案其实并不难，外界渲染的那些难以破案的理由在我这里正是可以破案的理由：那就是这桩谋杀案‘诡谲离奇’的特点。为什么警方会认为本案无从着手？因为让他们伤脑筋的是本案似乎没有犯罪动机，不，应该说是缺乏犯下这般‘凶残’罪行的动机，也就是说，他们无法理解凶手为什么要这样残忍地杀掉被害者。
“除此之外，警方的另一个难题是：这栋房子中除了楼梯之外，再没有其他能够进出的出入口，但是当所有证人在听到楼上的争吵声而跑到楼上之后，却只发现了已经惨死的爱斯巴奈雅小姐，凶手根本无影无踪，因此他们的困惑是，凶手到底是怎么逃跑的？除此之外，房间为什么会这么凌乱？爱斯巴奈雅小姐又为什么被倒塞在烟囱孔道中？凶手为什么这么残忍地凌虐了爱斯巴奈雅太太的身体？离奇又无法解释的事并不是只有这些，但是办案能力出色的巴黎警方对这些问题都无法有一个合理的推测。
“以我的眼光看，在这一案件中，警方有一个非常严重却也相当常见的错误，那就是：他们根本没有认真思考本案的实质究竟是‘简单而不寻常’还是‘复杂而难以理解’。要想正确地推理一件事，就必须从最根本处进行思考，不然我们只会被一般思路所牢牢束缚而无法发现事情的真相。所以，说到本案，我们首先应该感到奇怪的并不是‘到底发生了什么’，而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之前根本没有发生过的事’。在警察眼中，这一谋杀案似乎难以侦破，但对我来说，它其实很容易侦破。也就是说，这一谋杀案我已经侦破了。”
我完全听傻了，当杜宾告诉我他已经理清了案情时，我只剩下了惊讶得不知道该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