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不会漏掉的，”局长先生非常仔细地向我们进行着描述，“我们先将地毯移开，然后通过高倍的放大镜一一查看，寻找其中是不是有什么看上去奇怪的地方。”

“壁纸呢？”我问。

“也搜查过了，不仅是壁纸，墙壁本身我们也进行了检查。”局长先生说。

“有没有地下室？那里也没有检查出什么线索吗？”我忽然想到了一个我们常常忽视的地方，因此问道。

“是的，检查过了。”局长先生说。

“既然房间里的所有地方你们都进行了检查，却没有发现任何线索，”我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意见说了出来，“那么我想，可能是你们在推理上出现了错误，那封信根本就没有藏在D大臣的住处。”

“对啊，我觉得你说的可能是对的，”局长先生苦恼地说道，“也就是因为如此，我实在没有什么办法了所以才到你们这边来，想听听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能不能给我提出一些好的建议？”

“如果您让我提建议，那我就建议你们再次彻底搜查一遍那栋房子。”杜宾一直保持沉默，却忽然冒出了这么一句非常离谱儿的话。

“你这个建议我觉得很没有必要，”局长先生并不认同杜宾刚刚说的建议，“经过我七天的搜查，我现在基本上断定那封信并不在D大臣所居住的房子中。”

“其实我的建议就是这个，除此之外恐怕很难再向您提什么更好的建议，”杜宾继续自己的话，“另外，我想你肯定是了解这封信的具体形式和内容的吧？”

“你说的不错，我确实了解有关这封信的各种细节。”局长先生掏出一个小笔记本，然后用非常大的声音把信里面的内容念给我们听，并且向我们讲述了这封信件与众不同的地方。当他把这些都告诉完我们之后，就走了。局长离开的时候让我觉得他当时非常沮丧，这还是我头一次见到他这个人竟然会沮丧。

将近一个月之后，我们又迎来了局长先生。像你以前看到的一样，我们仍旧是在到处是烟雾的书房里彼此沉默着、思考着，一个又一个的烟圈中不时有智慧碰撞出的火花。局长入乡随俗，也拿出自己的烟斗，很自然地找了一把椅子坐下来，和我们聊了起来。

“找到那封被盗走的信件了吗？”我对这个问题仍然念念不忘，“照我猜测，以D大臣的机智，你们可能还是没有找到吧？”

“你说对了，我简直被这个家伙给弄疯了，他实在狡猾到家了。”局长先生说，“我从你们这回去之后，虽然仍然不抱什么希望，可是还是听从了杜宾的建议，再一次仔仔细细地将D大臣的房子进行了一次全面搜查，结果，当然又是一无所得。”

“噢，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您，我很想知道大人物给您许诺了多少赏金？”杜宾问道。

“呃，赏金当然是非常丰厚的，不过具体的数字，我实在不方便向你们透露。”局长先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充满顾虑，“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如果有人帮助我找到这一信件，我可以给他五万法郎作为回报。从如今的情态发展来看，这封信已经越来越重要了，找到它已经是刻不容缓了，当然，关于这件事的赏金如今也上涨了一倍之多。只是，现在的我很悲观地认为，就算是赏金比现在还要高一倍，我想我也无法找到这封信件！”

“我想，局长先生，在这件事上……”杜宾将自己的烟斗放在嘴边，深吸了一口，用一种非常悠长的语调说，“您的思路应该换一个角度。”

“你能具体说说吗？我到底该从什么地方入手？”局长先生很急切地问道。

“嗯，关于这个……”杜宾吐了一个烟圈，好像已经想好了所有的问题，“如果您觉得我的意见是可取的，那您就先耐心听我说一件与这封信件的丢失关联不大的事情。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清楚有关阿布尼西医生的事？”

“这个，我倒是真没有什么了解。阿布尼西医生是什么人？”局长先生说。

“您不知道也不算什么意外，因为本来这就是一个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的故事，”杜宾依然语调悠长地说着，“我听说，距今很长时间之前，一个腰缠万贯但十分吝啬的有钱人，有一次得了一场大病，可是他根本不想为自己的病花费一点金钱，于是他就想出了一个可以满足他吝啬的看病办法。他约了阿布尼西医生进行聊天，然后在聊天中将自己的病情说成是他的一个朋友的症状，希望通过这个办法而从医生嘴里套出医治这种病的方法。这个守财奴跟医生说：‘如果我的朋友是什么什么症状，那么请问医生，他应该怎样做呢？’可是守财奴没有想到阿布尼西医生的回答更加精妙，医生对他说：‘如果像您所说的这种情况，那我就建议他，马上去请一个医生为他进行诊断。’”

“噢，我明白杜宾的意思了。”局长先生立刻敏感地知道了杜宾想要说的意思，只是似乎有点难为情，他说，“杜宾你也不用这么委婉地说这件事，我个人非常希望接受高人的指点，假如他能够帮我将这封信拿回来，我肯定会将奖金支付给他。”

“局长先生既然这么说，”杜宾说话的同时，拉开了自己身前的一个抽屉，从中取出了支票本，并说道，“那您可以在支票本上为我们填一张五万法郎的支票，一旦您将自己的大名签到上面。我就立刻告诉您这封信到底在哪里。”

我实在没有想到杜宾竟然还藏着这么一招，心中感到震惊的同时还隐约替他担心，他真的已经知道信件在什么地方了？当然，我们的老朋友局长先生，此时的表情就如被雷击了一样，震惊中还带着木然。在接着的大约几分钟时间里，局长先生都没有缓过神儿来，他一句话也说不出，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好像不认识杜宾一样地看着眼前这个令人难以捉摸又如此市侩嗜财的老朋友。当局长的大脑又重新回到现实的时候，他仍然看上去有些不适，可是并没有怎么犹豫就拿起了一支笔，将五万法郎的数字填到了支票上，并将自己的名字签到了上面，递给满脸透出诡异的杜宾。杜宾接过支票，对其进行了一番仔细检查，在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之后，将支票放到了他随身携带的一本小册子中。然后，他朝局长先生很诡异地一笑，用十分细致的动作打开了一个被锁着的抽屉，从中拿出了一封信件，他看了一眼之后，便将这封信件递给了局长先生。局长先生显然是觉得被杜宾耍了，但是仍然难掩自己的兴奋，在接过杜宾递过来的信之后，他双手都颤抖起来，在打开此信之后，用充满欲望的眼睛迅速扫了一遍信件，之后，没有留下任何话，便显得有些狼狈地站起身来，连一句再见都没说，就急忙离开了。

当局长先生离开之后，杜宾才开始向对这一切都不了解的我进行了一番解释，杜宾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了我，他说：“我们不能不承认，巴黎警方是有着很多优点的，最起码他们在办案的时候是非常认真的，而且也足够聪明，除此之外，他们也非常熟悉办案方法的使用，知道什么案子该选择什么方法。所以，在局长先生把所有搜查的细节都告诉给我们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他们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已经对D大臣的住所进行了不能再仔细的搜查了。”

“你说的‘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已经对D大臣的住所进行了不能再仔细的搜查了’是什么意思？似乎还有什么别的意思啊？”我问杜宾。

“对，可以说，警方在D大臣的住所中进行的搜查已经将搜查的方法用到了极致，这的确是非常巧妙且完美的侦破手法，”杜宾语速很慢地说，“而且，他们能够非常坚决地执行这些方法。如果信件确实藏在警方已经搜查过的范围中，那么在警方这样细致的工作中，信件是一定能够找到的，我们任何人都无法怀疑这一点。”

我对杜宾的话仍然不很明白，只是想到杜宾整局长的那一幕和他刚才对警方的肯定实在反差太大，于是竟然笑了起来。但是我更想知道杜宾是怎样找到这封信件的。可是杜宾没有直奔主题而是用非常认真的神情在表扬警方。只听杜宾继续说道：“不过，警方虽然在搜查D大臣住所时所用的手法非常巧妙，并且也能够很完善地执行这些方法，可是他们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他们的问题就是，在这个案子中，他们的对手是一个非常狡猾、有着高智商的人，面对这样的对手，他们的细致手法从根本上就不对。我是说，如果想将这封信找回来，就不能用这种方法。非常可惜的是，局长先生像平常一样完全不反思这个问题，根本没有将问题的归根之处弄明白，然后就想通过以往的经验，企图靠搜查物证的办法找到他想要的东西，说起来局长先生还真是一个顽固又不知变通的人。我们两个应该都很清楚，局长先生并不了解思维训练的意义，所以在思考方式上他当然不会像我们这样能够收放自如，他的思维总会有一些局限。所以，像局长先生这样的人总会出现两个问题，要么将一个普通的案子想得过于复杂，要么将一个复杂的案子想得过于简单。虽然局长先生人很正直，可是从思维上来说，你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死脑筋。请原谅我说话太过火了，我有时觉得一个小学生的头脑灵活度恐怕也好过局长先生。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知道一种‘猜弹珠’的游戏，我经常和一个八岁的小男孩玩这个游戏。在玩的两个人手中各放一些弹珠，一方可以在每个回合中自由地变换其手中的弹珠数，然后让另一方去猜在自己手中一共有几颗弹珠，其数量是奇数还是偶数。如果猜的人猜对了，就能赢对方一颗弹珠，猜错了，就输给对方一颗弹珠。经常和我玩的那个小男孩，虽然才八岁，可是却能够将他周围所有小朋友的弹珠赢光！我曾经研究过他为什么总能在游戏中获胜，后来我发现他赢得游戏的原因是他自己有一套‘猜测逻辑’。其实这也不是什么高深的逻辑，其本质就是通过在游戏中的观察和猜测，评估一下自己的对手到底有多聪明，然后根据对手的聪明程度让他们上‘自以为是’的钩，最终被自己的聪明误导，从而让自己获利。举个例子，假如和这个男孩玩的是一个有些笨的人，那么这个小男孩就会开始自己预谋好的策略。在游戏刚开始的时候，笨男孩让小男孩猜手中的弹珠是奇数还是偶数，如果男孩回答：‘奇数’，但是回答错了。那么在第二回合的时候，男孩心中就想：‘第一回合中我猜奇数输了，那么他就会认为我第二回合会猜偶数，但是他不会让我赢，所以其手里的弹珠数量肯定会是奇数，那我这次就继续猜奇数。’结果果然像小男孩想的一样，他用逆向思考猜中了对手的心态，赢了游戏中的第二回合。假如他的对手是一个稍微机灵一些的小朋友，那么他还会根据第一回合的输赢情况深入分析第二回合及其以后的思维逻辑，然后进行自己的猜测。到游戏的第二回合时，小男孩会想：‘这是一个更为机灵的对手，我的对手肯定会想，我第一回合猜奇数错了，那么第二回合中我可能会再猜偶数试试，可是这样一来我就觉得太简单了，因此我可能会猜想他这回还是奇数，所以我在第二回合的时候很可能还猜奇数。基于这个想法为了不让我赢，他这次会准备一个偶数。那我这次就猜偶数。’结果又被他算准了，这个小男孩就是靠这种逻辑分析，总比对手多思考一步，所以，他才成了他同龄玩伴中的大赢家。表面上看，虽然只是奇数偶数的简单答案，可是背后却是已经很复杂的逻辑分析和思维分析了，如果不然，完全靠运气，他怎么会赢得这个游戏呢？”

“你说得对，”当我听杜宾讲完这个故事，也将自己的意见说了一下，“这个游戏其实就是考验双方看谁思考得更深一步，看谁才能将对方的思路进行正确的把握。”

“是的，”杜宾说，“我还真问过这个小男孩，是怎样知道对方是怎么想的。他的答案让我非常吃惊，他告诉我，在弄清楚对方到底是一个较迟钝的人还是一个较机灵的人之后，然后通过这么一个办法来判断对方到底在想什么，这个办法就是将自己的表情，尽量调整得与对方的一样，然后，再想想那时的自己在脑海或心里到底想什么就知道对方的想法了。我们不能说这种方法是科学的，可是这个孩子能够想到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就已经是很了不起了，我想就算是福柯、马基雅维利也未必一定比这个男孩的天分高很多吧！”

“你是说，”我似乎也为小男孩而感到震惊，“要想在这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游戏中获胜，首先还得了解对方到底是个什么状态！我的意思是，要先弄明白对方到底是多聪明，聪明到了什么程度之类的问题，然后再进行对对方思路或思考逻辑的分析与推测？”

“没错儿，不然怎样赢对手？”杜宾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局长先生和巴黎警察真该好好向这个小男孩学习一下。他们为什么常常遇到难以破解的案子？除了案子本身或许很复杂之外，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一是，他们根本没有考虑过嫌疑人的思考逻辑，对于这一点，他们甚至是根本没有任何了解；二是，完全没有弄清楚嫌疑人的聪明程度，或者虽然想到了这一点，却错估对手。总之，他们办案的时候更多的是从自己习惯的思考逻辑着手，然后用自己的想法去推测对手的想法或目的，而不去了解对手到底在想什么，只靠这样当然会遇到一些根本无法解决的案子。比如这个案子中关于信件失窃的问题，我就很奇怪警察们为什么没有仔细研究一下他们所面对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小偷？是一个聪明的人还是一个笨蛋？完全就是在凭着自己的想法，盲目自信地觉得对手既然偷走了东西就一定会把东西藏在某个地方，所以，只要进行严密的搜查就能够找到被盗取的信件，达到完成任务的目的。可是这种普通的手法和以前太为人熟悉的办案的经验对于特别的对手来说实在很难达到目的。”

杜宾说：“说起来，巴黎警方用的是跟普通大众差不多的思维方式，所以，一旦碰上那种稍微狡猾一些的罪犯，就很可能让他们自己陷入思维的困境，而难以将案子侦破。警察总是对于罪犯的智商估计不足，要么以为罪犯太狡猾而把自己吓得不知所措，要么就以为罪犯是些蠢蛋，太轻视他们。在他们侦破案件的过程中，总是缺少不可缺少的变通，所以，光是提高赏金根本就无济于事，只要是一些不太寻常的案子就容易把警察的思路搞晕，因为他们太相信自己过去的经验，所以总是抱着旧的思考方式、旧的侦破手法不放，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只能在狭隘的思维逻辑中转圈。这一点，我们从这个重要信件的失窃案件中就能看出来。在这个案子里，警察实在没有什么灵活的变通手段，他们基本上没有考虑他们的对手D大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没有在意对手的聪明和才智，而只是企图从一些先进的工具上，比如显微侦查、地毯式搜索之类的技术手段上取得案件侦查的突破。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说警察的思维太有限，基本上和普通大众的思维角度没什么区别。其实，我们都能看得出来，局长先生对于侦破这一案件的心情非常急切，他并不是不努力，并不是不想侦破这个案子，可是他破案的手段又是什么呢？只不过是陈旧的多年积累的办案经验而已。也就是说，从思维的角度来看，其方式方法都只是一套路子。你也清楚，假如是一个一般人，在隐藏一些东西而不欲被他人发现时，肯定会找一些看上去不可能的地方，比如被凿空的桌子腿，或者很难发现的密穴或密室。你想这些地方是最普通的地方，你我都能想到，我们尊敬的局长先生却也相信从这些地方中就能找到他想要找到的东西。可是，他的对手是位居高位，在复杂的官场中历练多年，并且能够接触到大人物的一等一的精英人士，以局长先生这种寻常的思维怎么可能找到D大臣藏的东西？我相信警方之所以如此迷信自己的思路，一定是基于其以往的成功经验，或许在之前一段时间中，他们曾经成功侦破过类似这种物件遗失的案件。可是这些成功不具有代表性，也无法证明这是凭借他们的心智思维而将案件侦破的，他们之所以用这种普通办法还能将案子侦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那种极其认真、努力和细致的办法态度，因为他们的坚定和耐心而将案子侦破了。可是，破案的前提是罪犯并不是一个杰出的、有着高智商的人物。刚才我也说了，警察总是太迷信自己的方式，从来不知道从自己的思维方面进行一些变通，就算是破案的赏金提高，案子的重要性非常突出，他们也一样十分坚定地用自己的方法，这虽然听起来很可笑，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达到了警察想达到的耐心和坚定的效果。”

杜宾接着说到了本案的问题：“我一直在向局长先生强调，那封信应该就在D大臣的住所中，换句话说，那封信其实没有出局长先生和警方的搜查范围！我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我想告诉局长先生，必须先弄明白D大臣是一个什么样的思维，然后你才能知道D大臣到底是将这封信藏在了什么地方，知道了这些你当然就能够把那封信找到了，难道思路不该是这样吗？但是，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我完全没有想到局长先生已经完全在自己的思维陷阱中被困住了。他明明知道D大臣是一个足以称为诗人的博学多才之士，却轻蔑地认为D大臣是一个笨蛋——虽然局长先生从没有说过，可是我敢断定在他的眼里，他肯定把所有的诗人都当成是笨蛋——也正是因为这种看法，他内心中是完全将D大臣的聪明才智置之不顾的。”

“可是，D大臣到底算不算一个诗人呢？”我对于这个说法一直有些疑问，“虽然，我确实听说过与D大臣有着密切关系的他们家族的另外两人都已经是文坛中非常有名气的人，可是还没有什么证据证明D大臣就是人们常说的其中一位啊！当然，我知道D大臣好像在以前写过一篇数学领域的和‘微分学’有关的论文，那最多只能算是一个数学家啊，怎么说也不见得是个诗人！”

“其实你的问题不应该纠结于是不是诗人。关键是我们应该从各种资料中了解D大臣并非一个笨蛋，而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另外，我得告诉你，”杜宾说，“有关D大臣，我已经注意他很久了，他确实对于数学方面很有兴趣，可是，同时他也算得上一个诗人！所以，一个拥有丰富的数学知识和写诗才情的人，必然有着非常不凡的推理能力。假如他只是一个数学方面的专家，那对我们来说倒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因为这种只有单一学科知识的人可能无法拥有太高超的推理能力。遗憾的是，我们面对的这个对手正是一个难缠的对手，他远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不堪，他是一个非常聪明且非常可怕的对手。”

“照你这么说，我倒真有些害怕了，”我有些惊讶地对杜宾说，“在我眼里，数学家的推理能力应该是各种学科中最为优秀的，可是你竟然不同意这个意见。甚至你认为数学家还比不上一个诗人，我想恐怕没有人会同意你的这个说法吧？毕竟我相信，像我这种观念在现在，甚至不仅是现在，历来人们就是这种观念！你说，一般人的心目中难道不是认为一个精通数学的人是非常善于推理的吗？”

杜宾此时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引用了一段法国道德家尚福尔的话作为对我的疑问的回应：“‘其实，无须怀疑的，凡是被一般人都认同的或者某些类似约定俗成的观念，没有一个不是肤浅和愚蠢的。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大部分普通人并没有什么杰出的智慧。’这是尚福尔的一段话。所以，你的这个说法，我其实非常理解。数学家其实是最会制造自己非常‘善于推理思考’假象的人！说他们是假象，是因为他们总是将视听混淆，把一些与事实有关的真相和推理所涉及的本质统统模糊掉。你或许不信服我的说法，那就让我告诉你数学家们是如何制造假象的。说到底，他们玩的是一种辞令的技巧，更具体一点说，即他们将‘分析’放到了‘代数’里面，然后，给普通人造成的印象就是这些人有着非凡的分析推理能力，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种代数运算的能力而已，人们却把它与分析推理画上等号。我可以告诉你，法国人是非常善于制造这种假象的，而且可以说法国人就是这一假象的始作俑者。一个道理是我们都清楚的，如果在不同的语言中一个字汇或者语词发生的演变所代表的含义能够被广泛接受，那么得到人们认同的必然是这个词语的重要性和价值性，而绝非仅仅将这个词死板地带进一种新的语言系统中。也就是说仅仅把‘分析’这个词套进‘代数’这门语言是远远不够的。让我以几个现在英语中的词汇为例吧。这几个词都是由拉丁文演变而来的，但是这种演变绝对不是仅仅将几个拉丁文词汇放进英语语言系统中，而是还包含着很多文化意义，比如：ambitus是拉丁文中的一个词，其原本的意思是：宽广的、能够在四处看到的，这个词后来演变成了英文的ambition，其意思是：野心、抱负；而拉丁文religio，原本的意思是：宗教，英文由此演变的religion，其意思同样是：宗教；拉丁文中homineshonesti表示：一些值得尊敬的人，英文则是asetofhonorablemen，其意思同样是：一些值得尊敬的人。”

“在你这么一解释之后，确实观点跟普通人理解的不太一样，”我说，“我想，如果你把自己的这个观点公开，全巴黎的数学家们一定会视你为仇人，跟你没完没了地争论一番。”

“这个当然，我想只有抽象的逻辑的训练，”杜宾接着说，“是个例外，除此之外，我觉得其他任何推理分析能力都不是从某些特别的学科中训练出来的，就算可以通过某些学科的知识使自己的推理能力得到提高，我也对这种说法保留自己的意见。这其中我觉得最可疑的就是因为数学而培养出了推理分析的能力。其实数学只是一种规定好了各种特定形式和数量运算的学问，所以，对于数学的熟练掌握并不代表着推理能力的提高，从数学中我们能够提高的能力是一种对形式的观察和对数量变化的感知能力，但是这些与真正的推理分析能力其实还相差万里。不少人对于数学崇拜过度，认为从这门非常抽象的学问中能够解释世界所有的真相，好像它就是唯一可信的一切事物的真理一样。这一点，我个人是非常想不通的，我觉得这个复杂的世界是任何单一的学科都无法进行完全解释的，所以我觉得抱有这种想法的人非常荒谬和无知，难道不是吗？当然，在数学运算进行的时候，一个命题或公理确实让你得到了绝对准确的答案，可是这并不能说明这个命题或公理就可以无限使用，成为解释世界的真理。让我遗憾的是，不少从事推理的人竟然也和普通大众一样，总是犯这种错误，认为一个角度就可以运用到整个事件中。”

杜宾解释说：“我之所以说这么多和这个案子无关的话题，其实只是想让你知道：就算是数学这类几乎无法反驳的学科，也并不能完全取代诸如伦理学、形而上学之类的学科的价值，任何运算都不能代替人的思考。这一点你一定要记清楚。我们的真理在于我们的心智，我们的大脑和心灵，而绝非是通过工具的运算。所以，就算是数学称得上所有科学的基础学科，可是它的适用范畴就在数学，而不是当成一种真理延伸到所有事物中。当然，这一点数学家们是没有想明白的，他们觉得数学可以解释一切。更让我觉得有些滑稽的是，竟然还有很多与数学研究无关的人相信这一点，且对此没有任何怀疑。”

杜宾说：“我想你或许已经读过布莱恩特的《神话学》，这是一本写得非常好的巨著。在这本著作中，作者也曾谈到了像这样的认知误区，如果我记得不错，它的原文是这么说的：‘那些和异教徒关系非常密切的寓言和神话本来是没有什么可以信以为真的，遗憾的是，我们总是把这个前提忘得一干二净，反而大费周折地从中对各种传疑进行推断和考证，认为这些神话所讲的或许并非空中楼阁。’在我眼里，一些偏执的‘数学家们’就如同布莱恩特所说的‘异教徒’，他们没有把自己的眼光放到整个学问中间，而只是盯着数学领域不放，把这些领域中一些‘寓言神话’信以为真，然后便花费大量甚至是一生的精力来证明和推广或许根本不存在的‘神话’。我肯定这些数学家没有看到布莱恩特的话，所以将自己的一生耗在了毫无意义的事情上，他们的聪明才智这样被浪费，在我看来是很可惜的。总之，到目前为止，我确实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数学家同时还具备了让我钦佩的推理分析能力，说句可能过分的话，他们在我眼中只不过是一群非常善于运算的人而已。”

显然杜宾对于数学的不满是长时间积累下来的，所以在这个话题上他不但振振有词而且慷慨激昂，虽然他说的未必没道理，可是我还是保留自己对数学和数学家的那份尊敬，因此对他的长篇大论我只是微笑，完全没有表示更多的意见。好在，他在发泄完对数学家的不满之后便又回到了案子本身上，他说：“我唠唠叨叨地讲了这么多，其实只是要证明，假如D大臣只是一个懂运算的人而并非同时是一个诗人的话，我想他的心智推理能力恐怕是很有限的，如果是这样，那封信也可能早就被局长先生那种地毯式的搜索给发现了。但是我们的D大臣却是一个心智能力绝对不可小觑的人，正是他的机智让我们死板的局长最终没有识破他的秘密，也正是因为这样，局长先生才肯没有什么犹豫地立刻给我开支票，因为他已经被D大臣彻底打败了，没有任何更好的办法了。你肯定觉得奇怪，我是怎么知道D大臣的思维方式的？其实，仅仅是因为他的身份——既是诗人又是数学家，就无法让我把这个对手等同于一般人。另外，我也借鉴了那个教我玩游戏的小男孩的办法，即将自己设想成D大臣，站在D大臣的角度上看看他会有什么思路。我推理D大臣的思路应该是：‘我自己应该算得上一个十分大胆的奸臣了，有关巴黎警察那些通常的办案手法我当然非常熟悉。所以，他们故意设计在大街上对我进行的两次突击搜查，完全在我预料之中；至于他们惯用的私闯民宅，更不会对我例外，趁我不在的时候到我的住所进行地毯式的搜索，一定是会发生的。既然他们这么愿意不辞辛劳地搜，我就让他们搜个够，我可以每天都夜不归宿，把所有的空间都留给这些警察。再说正好让他们辛辛苦苦多找几回，反正他们也找不到，这反而能让他们确信这封信根本就没有藏在我的住所中。我非常清楚巴黎的警察就这么点本事，除了平庸之外，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案思路。因此，一般人通常会隐藏东西的地方我是不能选择的，因为巴黎警察对这方面的搜查还是很有水准的；除此之外，这封信也不能隐藏在秘密夹层或者凹龛中，因为我非常清楚警方可以通过一些仪器将这种隐藏探测出来。那么，这封信应该藏在什么地方才是最安全的呢？我觉得应该选择一种十分简单的办法，因为这些警察们已经将我设想得太过复杂了，而且他们还动用了各种精密仪器来进行搜查，那么只要我反其道而行之，选择一种简单到令他们无法想象的办法，就一定可以躲过他们那复杂细致的搜查。俗话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这是D大臣的思维逻辑。我想你肯定还记得在局长先生第一次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我在一开始的时候便跟他说——‘可能正是因为这件事情就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而你们却把它想得太复杂了，所以才会有所困扰。’可是局长先生并没有理会我的话，认为我是在卖关子，准备看他的好看。”

“你说的对，这件事我记得很清楚，”我说，“而且当时我记得局长先生还非常夸张地笑了起来！”

杜宾继续分析这个案子：“我们接下来应该解决的就是有关这个案子的本质的问题，不过在谈它的‘本质’时我想说点别的东西。我要说的是，其实在这个宇宙中，一个真实的世界和一个所谓的虚拟的世界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你对它们进行一个仔细的观察，你就会发现在这两者之间还有非常之多的相似之处存在，而且它们之间彼此能够进行互相的借鉴。在这里是一个案子的问题，在其他地方还可能是另外一件事情的本质问题，但是往往大多数事件中，本质的问题都会因为很多表面无关的辞令而掩盖住了，或者是暗喻的掩盖或者是明喻的掩盖，其所起的作用只是将事物进行了美化。当这些东西一一呈现在你的眼前时，很多看上去没有问题却远离事物本质的观点，便可能进入你的视线，混淆你的视听，将事物的本质完全模糊。这就牵涉到一个怎样将事物的本质发现出来的问题。我的观点是按照‘惯性’进行探索，其实‘惯性’并非只是事物在物理运动时产生的，在一些虚幻的、形而上的思维理念上同样存在一种‘惯性’，而这种‘惯性’则表明‘本质’在真实和虚拟世界中分别呈现的各种景况。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在自己下决心准备实施一件事之后，往往要比一个才智更为逊色的人更加深思熟虑，同时在他一旦付出实施之后，也不会轻易就放弃自己的行动。当然他更不会有什么轻举妄动的行为，甚至当行动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或许还会显得有些犹豫。这就是一种思维的‘惯性’，它不是自己就能控制得了的，而是一种起源于事件发生之后的必然的规律。对了，我正想问你，在你上街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哪块招牌是最吸引你的？”

“这种事我还真是没有关注过。”我略微回忆了一下自己上街时的情况，对杜宾说。

杜宾接着说：“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一种和猜谜有关的游戏，这个游戏叫地图猜谜，先把一张颜色复杂的地图摆放在玩家面前，然后说出一个词让玩家在地图上把这个词代表的地名找出来。一个刚刚玩这个游戏的人往往会让他的对手找一些字体非常小的词汇，因为他觉得这样找起来更难；但如果是一个非常熟悉这种游戏的玩家，一般都会选择那些很大字体的词，是那种铺满地图的地名。这就是重点，以我们普通的思维来看，选择一些较大字体的字岂不是更好辨认，更好找出来？我刚才问你是不是注意过大街上的广告牌，其实你只要观察一下就会发现，越是字体印得很大的广告牌，往往因为它的字体太大、太显眼反而不被街上的人注意。在这个地图猜谜的游戏中道理也是一样的，字体印得很大、很明显的，往往正是一些新手不太注意的，所以他们往往输掉游戏。这是一个人们思维的误区，在很多事情上都会出现类似这个游戏中出现的情况。越是一些线索非常明显的事情，越可能被很多人忽视，而且这些人常常会把一些简单的事想成格外复杂的事，这就是所谓的被自己的聪明给误导了的道理。”

杜宾说：“我之所以要给你讲清楚这些，就是想让你明白人们常常因为一些思维的惯性定律而使思维产生一种误区，特别是在侦破一件案子中，这种情况经常出现。那些聪明的罪犯便会利用这种误区让自己变得更为安全，而那些执着的人则往往陷入自己思维的误区难以自拔。像在这个案子中，局长先生便犯了这样的错误，他所抱的心态与猜谜游戏中的新手的心态非常类似。其实局长先生太主观了，他完全没有考虑D大臣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善于伪装并且很擅长深思熟虑的人，而这件案子D大臣正是利用了局长先生的思维惯性，用非常简单的本质制造了一个看上去难以破解的非常复杂的表面。我非常肯定局长先生一定根本没有想到他千辛万苦寻找的东西自始至终就在他的眼前，只是这是一个被人认为太过冒险和显眼而不可能的地方，但是没有人想到这反而是最为保险的地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每个人的思维惯性，人们以为谁都能想到的地方对手肯定也会想到了，所以这样的地方基本上就是不用考虑的。在这个案子中，局长预计的正是如此，但是D大臣并不是一个一般的人，他不仅聪明而且敢于冒险，他算准了警方的思维误区，所以将信件放到了最为危险同时又是最安全的地方。”

杜宾对D大臣如何进行信件藏匿也进行了分析，他说：“当我在设想D大臣是如何藏匿信件时，我觉得以他那种远比常人聪明的才智和他本身的大胆以及他一向都很洒脱的性格，他一定有着十分精妙的藏匿手法，而且他的选择也一定会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我猜，他或许从来就没打算将这封信藏匿起来，因为我认为他的素质，其思维必然已经跳过了‘把信藏起来然后再被找到’的层面。而且如果他没有藏起这封信，对他来说，除了警方不会想到这一点之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可以随时拿到这封信并及时地利用它。因此，D大臣的选择只是将信随意搁在一个警方思维误区中的地方，实际上这是没有任何风险的。这一点绝对超出了警方之前的各种假设。”

杜宾此时才向我说明自己去拜访D大臣的事，这一点我万万没有想到。他把其中的经过告诉了我：“当我确信了刚才所说的那些想法之后，我便戴了一副绿色镜片的眼镜，在一个大好天气的清晨，去拜访了一下D大臣。我径直去了他的住所，D大臣果然在家，而且如我预料的一样，他看上去有些疲惫，我想这是他再次夜不归宿造成的。从表面上看，D大臣是一副非常无聊的样子，这自然是他装出来给我看的。我肯定，他一定会在他人面前凭借自己的演技伪装、掩饰自己，这样才不容易被人看出他内心的想法；但是我也很清楚，他其实是一个活力十足、非常机警的人。”

杜宾向我讲述了他与D大臣的见面过程：“D大臣既然在我面前装傻，那我也像他一样把自己伪装起来。我说自己这些天来眼睛实在很不舒服，所以才失礼，不能摘下眼镜。其实，我之所以要戴着这副眼镜只是不想让D大臣看清我仔细观察他的眼神，我用非常热烈的情绪和他聊着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但我的根本目的就是借此近距离地观察他以便发现什么蛛丝马迹。”

杜宾谈到了他在D大臣家中的收获：“在他家中，我发现了就在D大臣身边的那张书桌。这是一张堆满了各种信件和文件的书桌，在桌子上面还有一些乐器和书籍。我借故仔细检查了这张书桌上的东西，但是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物件。”

杜宾又说到了他的另外发现：“除了书桌之外，我又仔细观察了房间中其他可能存放信件的地方，这时，我发现了一个颜色很俗却颇有特色小架子。这是一个卡片分类纸盒的架子，卡片纸盒是悬挂在上面的，在盒子的上头有一条蓝色丝带，但这条蓝丝带已经很脏，它连着盒子挂在壁炉下边的一个黄铜把手上。就在这纸盒中，有很随意扔在里面的几张卡片，另外还有一封信。而那封信表面上看同样很脏，好像完全就是一封一直想扔掉却总忘掉扔的信。这封信好像是从中间撕开的，看上去几乎就被撕成了两半。在这封信上有一个非常大的黑色印章图案，其中的第一个字母是D——这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而收信人也是D大臣的名字，其中的字迹很纤细，似乎是一个女人的笔迹。信就胡乱扔在了纸盒架子的最上方，给人的感觉就是那是一封完全不重要的普通信件。”

杜宾进一步描述了发现这封信之后的情况：“对于这封信，我看到后立刻确定这就是宫廷失窃的那封重要信件。首先，这封信与局长先生之前的描述有着非常大的差别——局长对我们说的是在这封信上有一个非常小的红色印文图案，其中有S家族所专用的公爵徽章，可是这封信上却是一个非常大的黑色印章图案，而且其中的开头字母是D；且这封信上所写的收信人是D大臣的名字，而且字迹是如同女人的笔迹的十分纤细的字，如果我没记错，局长告诉我们的是这封信的收信人是宫廷中的一位大人物，且写信人的笔迹是十分刚硬的。表面上看所发现的这封信除了在信件尺寸上符合局长先生所说的情况之外，其他方面都与局长先生所描述的情况有所差距。另外，这封信看上去非常脏非常皱，好像是被随意扔进纸盒架中的。要知道D大臣可是一个办事非常细致的人，他一向对生活的要求很高，基本上不可能出现这种随意的情况。之所以是我所看到的情况，那只有一种可能，即他在故意制造这封信看上去无关紧要的观感。可是，这正是欲盖弥彰的失策，更容易引起敏感人的怀疑。”

杜宾向我说明了他当时的心态：“我个人是十分想亲自查看一下这封信的，因此，我便想尽办法与D大臣聊一些他十分有兴趣的话题，这样就能够让我有更多的时间思考怎样拿到这封信。在与D大臣聊天的过程中，我尽自己所有的努力将这封信的各种特征全部记到了心里，除此之外，我甚至发现了其他的新线索，而也正是这些线索让我心中困惑了很久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这些新线索就是这封信的边缘被磨损的地方看上去和正常情况下出现的不一样，按理说只有信纸的纸质比较硬才会出现这种磨损，而且造成这种磨损应该是反复折叠过多次，但是我发现的情况与这个推理是不符合的，这封信呈现在众人面前的其实只是把信封翻转过来之后又重新将收信人姓名填好再盖上封印的。当我观察好了所有情况之后，便向D大臣告辞了。当然，我不能就这样走掉，而是故意把自己的一只黄金鼻烟盒假装遗忘在他那里。”

杜宾继续讲述他的探险之路，他说：“第二天早上，我再次来到D大臣家，我的理由水到渠成，那就是取回我昨天落在D大臣那里的鼻烟盒。虚与委蛇地聊了一些无聊的话题之后，突然从窗外传来一声很大的爆炸声，之后又是一连串的惊叫声和不少人的尖叫声。这显然不是D大臣意料之中要发生的事，于是，他迅速跑到窗边，急切地推开了自己的窗户，试图看清楚外面到底出现了什么变故，这是我绝好的机会，我毫不犹豫，立刻走到那个壁炉纸盒架旁边，将那封信迅速扔进自己的口袋，然后迅速拿一封在外观上和原来的信件几乎一样的赝品放在那封信原来所在的位置。这封赝品信件是我头一天从D大臣家离开之后准备的，我确信我的模仿是惟妙惟肖的，很难被认出来。”

杜宾接着讲到了自己是如何脱身的：“原来在街上发生了一件持枪男子胡乱朝街上行人射击的暴力事件，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骚动，但这个疯子很快就被巴黎警察制服了。D大臣也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回到了他自己的房间中和我身上，他非常敏感地向我问道刚才我在做些什么，我说我就待在他的身边，一起查看窗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的目的已经完全达到了，多待在这里就多一份危险，所以，很快，我便向D大臣告辞离开了。你可能会问我怎么有这么好的运气，恰好在关键的时刻出现了骚乱这个意外？那我要告诉你，好运气只会为有准备的人而准备，街上那名制造混乱的持枪疯子，是我事先花钱雇人假扮的。”

“那你怎么不在第一天去D大臣家的时候，”我问杜宾，“便将那封信拿走？为什么还要多花时间和找什么制造混乱的人这么麻烦，再去冒一次险？”

“这个当然有我的理由，”杜宾解释说，“其实D大臣是一个表面温文尔雅，但实际上非常疯狂的人，他什么事情都敢做出来，另外，他的手下也都不是吃闲饭的。如果我在没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草率行事，那我告诉你，我是不是能从他家中活着走出来都成一个问题。当然，我这么做的原因也不完全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我还有其他的打算。你很清楚在这件事上我是站在‘女大人物’的一边的。而在过去这么长的时间里，D大臣总是凭借这封重要信件迫使大人物就范，从而让自己不少的目的都顺利实现。如果我们成功地拿回了这封能够要挟大人物的信，让大人物再次占据主动，而我们聪明大胆的D大臣却一直还蒙在鼓里，用一封假信件去继续要挟大人物，那么成竹在胸的大人物就可以反告D大臣的诬告之罪，从而一举将D大臣的政治势力以一个合理的理由清除掉。这岂不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吗？要知道D大臣确实是一个聪明绝顶、富有才情的优秀人才，可是他也是一个十足的坏蛋。再说，假如我没有成功逃脱，完全可以突然拿出这封真信件，让仍然毫不知情的D大臣措手不及，同样也是能够保护自己的最重要，当然也是最后的手段。”

“难道在你制造的那封假信里你还留下了什么其他的话吗？”我问杜宾。

“你说的不错，如果我不在假造的信中写点什么，”杜宾回答说，“岂不是太浪费这次大好的机会？有件事你肯定不知道，在维也纳的时候D大臣曾经对我进行过一次羞辱，但当时我实在没有能力还击，因此只好看上去很有风度地对D大臣说：‘没有关系，但我会永远记得今天所发生的事的。’我的话，恐怕早被位高权重的D大臣给忘记了。可是既然我自己没有忘记，而且，又碰上了这次绝佳的报复机会，我当然不会放过。D大臣可是一个十分喜欢思考和推理的高手，他必然希望能够找出自己失算的所在，既然如此，我何不在这封少有机会给他写的信中给他一些侦查的线索提示？我想，凭借他的聪明和睿智，必然能够推断出这封信是谁写的。至于我给他写了什么，那是一句来自克雷比荣一部和复仇有关的剧本《阿特留斯》中的一句话。”

这句话是：

这个足以导致毁灭的复仇计划，在阿特留斯眼中或许根本不值得，但是对希斯特斯来说，这已经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