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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一群人半夜跑来，打错好几家门，说是来逮捕“现行反革命”杨麦的。七八支手电光柱下，杨麦哆嗦得连皮带都系不上了。小顾替他拴好裤子，在他给押走前，又塞给他一个小包袱，说里面有两套单衣，一件毛衣。毛衣是她赶织的。杨麦很吃惊，小顾不露痕迹地把一切准备好了。
杨麦走了半年，小顾没有打听到他任何消息。第二年开春，来了个讲侉话的男人，说是杨麦的难友。他带了一封杨麦写给小顾的信，告诉她他要做胃溃疡手术，让小顾设法弄些奶粉捎给他。
小顾按杨麦难友的指点，把奶粉带到一个军代表家里。小顾从另一包里，取出两瓶贡酒。市面上连山芋干酒都要凭票供应，贡酒几年前就绝了迹。军代表却笑嘻嘻地把酒原路推到桌子对过，说他从不沾酒。小顾说对呀，喝酒的男人我最讨厌。她把酒收回来，换成一条红牡丹香烟。军代表立刻又笑嘻嘻了，说烟他也是不碰的。小顾说，“哎哟，天下有这么好的男人啊，你夫人有福死了！”一面说着，烟已变成太妃糖。小顾这回嘴嘟起来了，说：“我们这样的人，送的糖哪是糖啊，是糖衣炮弹！”军代表这才脸一红，说，“那就多谢了。”
小顾看看这位三四十岁的团级干部还会脸红，不知怎么心里有点柔柔的。她把自己在百货大楼的电话告诉了军代表，请他一定把杨麦手术的情况及时告诉她。她这天穿一件枣红色棉袄罩衫，稍稍收了腰，脖子上套一个黑色羊毛领圈，看上去只有二十岁。军代表心里一阵温情的惋惜，这么年轻好看，偏偏是反革命家眷。
军代表果然给小顾打了电话。他说杨麦手术做得不错，在监狱医院养着。小顾赶紧又买了两袋光明奶粉，送到军代表办公室。这回的谢礼是两磅毛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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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顾艳传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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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代表看着她的眼睛说：“这个你拿回去。”
“嫌轻？”她眼睛斜着他。
“我们从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他目光哆嗦起来，小小的眼睛因为这目光变得好看许多。
小顾嘴一嘟：“噢哟，黄代表还把我当一个普通‘群众’啊？我以为自己跟你早就是朋友了。”她摔摔打打地把毛线一支一支往包里塞。
军代表脸红得像个童子鸡，站起身隔着办公桌就伸手来拉她的手。
拉得小顾嘴唇一掀，就那样半张半闭地翘在那里。小顾从形象到作派都讨军代表这类男人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