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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接到一个电话，很陌生的女声，轻柔中隐含压抑，说：“毕老师，我想跟您谈谈。”
我说：“啊，你好。此时我正在工作，以后再谈，好吗？”
那女人说：“我可能没有以后了，或者说以后的我就和现在的我不一样了。我是您的读者。一次您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签名售书，我买过您的书。那天孩子正生病，因为喜欢您，我是抱着生病的儿子去的。当时我还请您在书上留一句话，您想了想，下笔写的是‘祝你和孩子平安’。一般不会这样给人留字，是不是？而且您并不是写‘祝全家平安’。您没提到我的丈夫，您只说我和孩子。您那时一定就已看穿了我的命运，我那时是平安的。不，按时间推算，那时我就已经不平安了，但我不知道，我以为自己是平安的。现在，我不平安了，很不平安。我怎么办？我不能和任何人说我的事，心乱如麻。我狂躁地想放纵一下自己，那样也许会使我解脱。起码世上可以有人和我一样受罪受苦，我没准会好一些……”
我一边听着她的话，一边竭力回忆着，售书……生病的孩子……可惜什么也记不清。我是经常祝人平安的，觉得这是一种看似浅淡其实很值得珍惜的状态。沉默中，我知道自己不能轻易放下话筒，在电话的那一边，有一颗哭泣而战栗的心灵。
我假装茅塞顿开，说：“哦，是！我想起来了。你别急，慢慢说，好吗？现在我已经把电脑关了，什么都不写了，专门听你说话。”
女人停顿了片刻，很坚决很平静地说：“毕老师，我得了梅毒。”
那一瞬，我顿生厌恶，差点儿将话筒扔了。以我当过多年医生的阅历原不该如此震动，但我以为，一位有着如此清宁嗓音并且热爱读书的女人，是不该得这种病的。
也许正因为长久行医的训练，我在片刻憎恶后重燃了普度众生的慈悲心。你可以拒绝一个素昧平生的读者，但你不能拒绝一个殷殷求助的病人。
我说：“得了梅毒，要抓紧治。别去街上乱贴广告的江湖郎中那儿瞎看，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就诊。不要讳疾忌医，有什么症状就对医生如实说啊。”
女人说：“毕老师，您没有看不起我，我很感动。这不是我的错，是我丈夫把脏病传染给我的。我们是大学同学，整整四年啊，我们沉浸在相知的快乐中。我总想，有的人一辈子也找不到自己的那一半，但我在这样年轻的时候，一下子就碰上了，这是老天对我的恩惠，像中了一个十万分之一的大奖。毕业之后，我留在北京，他分到外地。好在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