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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着朋友走进了下花厅。他的太太正立在窗前大理石方桌旁整理瓶里的花枝，听见我们的脚步声，便回过头来看她的丈夫，亲切地笑了笑，然后笑着对我说：“房子收拾好了，不晓得黎先生中意不中意，我又不会布置。”
“好极了，好极了，”我朝这个花厅的左面一部分看了一眼，满意地说。我的话和我的表情都是真诚的，大概她看出了这一点，她的脸上也露出微笑。
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她每一笑，房里便显得明亮多了，同时我心上那个“莫名的重压”（这是寂寞，是愁烦，是悔恨，是渴望，是同情，我也讲不出，我常常觉得有什么重的东西压在我的心上，我总不能拿掉它，是它逼着我写文章的）也似乎轻了些。现在她立在窗前，一只手扶着那个碎磁大花瓶，另一只手在整理瓶口几枝山茶的红花绿叶。玻璃窗上挂着淡青色窗帷，使得投射在她脸上的阳光软和了许多。这应该是一幅使人眼睛明亮的图画罢。我知道这个方桌就是我的写字桌。床安放在屋角，是用匟床铺的，连踏凳也照样放在床前。一幅圆顶的罗纹帐子悬在床上。床头朝着窗安放，我的皮箱放在床头一个方凳上；挨近床脚，有两张沙发，中间夹放着一个茶几。
她的手离开了花瓶，身子离开了方桌，她向她的丈夫走去，一面对我说：“黎先生，请坐罢。”她吩咐刚把沙发搬好的老文说：“老文，你去给黎先生泡碗茶来。”又对那个叠好铺盖以后站在床头的老妈子说：“周嫂，你记住等会儿拿个大热水瓶送来。”又对我说：“黎先生，你要什么，请你尽管跟他们说，要他们给你拿来。你不要客气才好。”
“我不会客气的，谢谢你。姚太太，今天够麻烦你了，”我感谢地说。
“黎先生，你还说不客气，你看，‘谢谢’，‘麻烦’，这不是客气是什么？”姚太太笑着说。
我那朋友插嘴了：“老黎，我注意到，你今天头一次讲出‘姚’字来，你没有喊过我的名字，也没有喊过我的姓，我还怕你连我叫什么都忘记了！”他哈哈笑起来。
我也笑着答道：“你那个伟大的名字，姚国栋，我怎么会忘记？你是国家的栋梁啊！”
“名字是我父亲起的，我自己负不了责，你也不必挖苦我。其实我父亲也不见得就有什么用意，”朋友带笑辩道。“譬如日本人给他儿子起名龟太郎，难道是要他儿子做乌龟吗？”
“当然啊。他希望他儿子像乌龟那样长寿！”我也笑了。“还有你的大号诵诗，不知是不是要你读一辈子的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