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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五点，中国士兵们的第一杆白旗升起。那是一个号兵举着的一条白床单。床单是一个团长逃跑之后遗忘的。床单被裁成四块，分别发到四个团里，雾刚刚起来，等中国战俘到了日本兵跟前，才发现如此悬殊的敌寡我众。昨夜要是突围应该能突出去，因为他们没有无线电设备，无法知道中国军队的全盘局势，被敌人钻了空子。
这支部队里有个命最大的，一直活到八十多，活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这个老兵从全世界集中的历史资料中得知，日军在一九三七年攻打南京时多么无耻诡诈，如何早早谋划好骗局，离间中国军队，同时一支一支部队地进行诈降。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丝诚意执行《日内瓦国际战俘条约》。八十多岁的老兵看着一队戴相同遮阳帽的日本旅行团，心被一句痛骂憋得疼痛。
那是后话。现在我还得回到李全有的故事中来。
从另一条小路上，走来的是一支轻伤员队伍，其中有个脑袋扎在三角巾里的少年。李全友的连队奉命在岔路口停下，等伤兵的队伍先过去，似乎受降的日本兵想得很周到，让伤员最先进入他们“有吃有住”的安全环境。这个时候，李全有和小兵王浦生还是陌路人。
在四面白旗的带领下，中国战俘们沉默地走上公路。隔着十米会有一个横着长枪的日本兵押解，有时还会冒出个中国翻译，叫战俘们：“跟紧了啊！走快点！”碰到这样的汉奸，战俘队伍里总会有一两个人问他们：“日本人要把我们送到哪里去？”
“不晓得。”汉奸会这么回答，脸跟押解的日本兵一样空白无内容。
“前头有饭吃，有水喝吗？”某战俘会问。
“那还能没有？”汉奸说。
“日本人真的不打不杀？”
“不杀！赶紧往前走！”
真有一些钻牛角尖的中国战俘，怀里揣着那些传单，他们见到汉奸，会把传单拿出来，让汉奸看看，他们抱的希望是有根据的，不是虚妄的，应该找日本人兑现。
这些跟汉奸们交流过一两句的战俘很快会成队伍里的转播站：“真不杀？”“他说不杀……”“真给饭吃？”“他说给。”
传着传着，话就越发顺着他们的心愿变幻： “到前头就有饭吃了！再走一会儿就到了！日本人从来不杀战俘！……”
再走一阵，吃的和住的还是无头绪，战俘们前一刻落实的心又悬浮起来，相互间再次打听：“刚才你听谁说有饭吃？”“听你说的！”“我说了吗？我是说恐怕快要发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