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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有接受过你的采访。”这位记者以同样的严肃回答我：“这是山寨版的采访。”我哑口无言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现实，面对任何不合法或者不合理的事情，只要用上“山寨”一词，立刻在社会舆论和社会心理上合法合理了。
去年十月，我在欧洲四个国家奔波，差不多每天晚上换一张床睡觉，月底回到北京时疲惫不堪，加上时差的影响，连续两天精神恍惚，时常觉得自己仍然身处欧洲。我打开计算机，上网去浏览一下，看到了一条山寨版新闻：杨振宁教授的妻子翁帆怀孕了。
二〇〇四年，八十二岁的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和二十八岁的翁帆结婚以后，一直是山寨版新闻追逐的目标。现在山寨版的新闻编造出了翁帆怀孕的消息，而且是杨振宁接受采访时透露，杨振宁在山寨版的采访里说了不少蠢话，比如他微笑地说，翁帆怀上的孩子已经被证实是他的。这是我十分熟悉的山寨方式。
这条山寨版的新闻对我倒是起到了作用，让精神恍惚的我一下子清醒了。我确定自己已经回到了中国。
如果将山寨现象假设是社会弱势群体面对强势群体的革命行为，那么这样的革命在四十四年前的中国曾经大规模地发生过，我说的是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喊出的“造反有理” 的口号，激发出社会弱势群体的革命本性，他们狂热地造反了。 他们将当时的强势群体，也就是当权者纷纷打倒。当时中国共产党传统的党委和政府领导机构也在瞬间土崩瓦解，山寨版的领导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一个人只要拉上一群人，一夜之间就可以成立一个造反司令部，可以自封为总司令。山寨领导机构过多以后，出现了权力上僧多粥少的局面，于是各个造反司令部之间开始了暴力斗争。上海的各个造反派之间的斗争动用了枪枝弹药，武汉的造反派更胜一筹，竟然动用了大炮，互相炮击对方的阵地。山寨领导们为了权力互相进攻，他们之间的武装冲突，很像是土匪之间的混战。然后，胜利者收编失败者的残部，壮大自己的势
各地党委和政府的传统权力体制被文化大革命取消以后，代表着新权力体制的革命委员会纷纷成立，那些在造反派之间的混战中胜出的山寨版司令们，纷纷摇身一变，成为了正版的革命委员会主任。
为什么我在讨论今曰中国的时候总是会回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这是因为这两个时代紧密相连，尽管社会形态已经绝然不同，可是某些精神内容依然惊人地相似。比如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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