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白骨精也不对，知道爸爸是有家有老婆的，天天往讲习班跑，妈你反正解放了，剩下的让白骨精去操心，收拾残局。

她大喊大叫地让我“吃呀！”我知道我得吃足我爸爸那份。得吃到我倒胃口。但这不顾死活的吃是对她那份未尽的情分的抚恤。我知道她最大安慰是听我不经意地谈我爸爸新夫人如何笨手笨脚地切生姜，切进去半片指甲。我对她讲，我爸爸和新夫人大吵一架，为了贺一骑办的黄山笔会。我妈妈听说我爸爸谢绝做第一贵宾去参加，而新夫人认为他不近情理，两人闷声闷气吵得不可开交以至一个赤足离家出走，另一个赤足去追。我妈妈几乎是幸福地听着。我只要想要她幸福，就夸大我爸爸和新夫人的龃龉。

她甚至会焕发出小姑娘的容光，低低叹道：再来一次文革就好了，他再给关起来，看谁把每月供给的五个鸡蛋腌起来，一个不舍得吃，一次次坐长途汽车牛车马车，把腌蛋给他送去，看谁能给他送四年腌蛋，连独轮车都坐过。

我这才知道我妈妈的“孟姜女”演了那些年，现在也未必停止了。

她说：等着瞧，看他再倒下挨整谁也不理的时候，谁会真心等他。

似乎她还会有个开始：同我爸爸的恋爱、结婚、生女儿都还有待于开始。只要任何大祸降临到我爸爸头上。一旦社会或某种政治势力开始不公正，开始伤及我爸爸，她的浪漫史便又会有一次机会，她的青春韶华会再来一个全新的开始。她不是失去我爸爸了，只不过在等待一切再轮回来，一切都没开始而注定朝“开始”靠近。我这次真正看到我妈妈精神和肉体中永远存在的那个少女。那个初见我爸爸，在书中夹着“我要嫁给你”字条的少女。

以那个少女的痴痴口气，她讲起她最近一次偷偷见了我爸爸一面。不是那个“偷偷”，是不惊动他，偷偷从杂志摊的书报架后面，半猫着腰去瞅他。完全是少女自己娱乐自已的躲猫猫。她撅着已松坠因而大而失形的臀部，眼从杂志砌成的墙缝瞄准着我爸爸和新夫人。

她辛酸而甜蜜地说：他怎么一下子老那么多，才一年不见！她眸子晶晶的。他肯定还在为贺一骑卖命。冤家！

唉、她叹口热恋者的气，说，分不开的，都是冤家。

我打着饱幅，替我爸爸吃的那份梗到了胸口，令我昏头胀脑才同意她的“冤家”之说。告诉她：别瞎操心了，让你那几个媒人勤快些，多弄几张照片来我先帮你打个分你再去跟他见面。现在公园级晚上有老年人舞会了，没看那些飞蛾乱扑的路灯下老男老女跳“伦巴”跳得尘土飞扬。她腼腆地说：同一位教授去过一次，鞋吃不消，新高跟鞋进去就成旧的了。

我满意话题总算离开了我爸爸。

她却说，知道为什么我答应同他去跳舞么？因为他读过你爸爸那本短篇小说，我问过很多人，没一个人知道你爸爸写过“自己的”书。你四岁那年出的，后来运动来了。“反右倾”来了：贺一骑来了。你爸爸，唉……

我赶紧岔开她，问教授是否秃头。我说不秃就好。却是再岔不开她的心思。不知从哪里打听的，她知道我爸爸和贺叔叔之间所有近况。基本真实。她逼我再讲一遍。我无滋味透了，乐呵呵说：书的确快出版，去美国的作家访问团中，也可能有我爸爸的名字。然后我说还要和宋峻继续离婚长谈，非走不可。

一个人了。我可以漫漫无际地走、想。可以买串搪葫芦，啃，东张西望。五颗山碴果里三个有蛀虫。我想到贺叔叔刚进城的年代，女学生们用口琴吹苏联歌曲的年代。

然后，手风琴奏阿尔巴尼亚的“万岁地拉那”和朝鲜的“万井台之歌”。都那样，你唱我的歌，我唱你的歌，朋友一场，真诚地相依为命一场。

我不知道自己散漫无聊的样子被人瞅了去，我走在碎砖块上。存心让无目的的散步添了些险峻。似乎城市到处有在拆或在盖的房子，大楼。大车小车都走得慢许多、到处有我这样乱走的人。知青们自作主张地从农村和边疆撤回城里。游魂一样的步履、老大不小的年纪，自己也嫌自己多余。只有等，等着任何事发生：车撞着一个人也好。

我不知望着我的那以眼睛从“丰田”卧车的茶色玻璃后而来。我不知贺叔叔那样感慨万般地看着啃糖葫芦的我。车到我跟前了我才发现是他。他在平开的窗后对我笑笑。我手里还剩一个完整的冰糖山碴果，鲜红剔透，不知心眼是否蛀虫，他叫司机停车，叫我上来。

我嬉皮笑脸把剩的那颗红果子往他嘴边一杵：吃不吃，贺叔叔？

你不知他看着我的眼睛。就是“此生是没办法了”的那种眼睛，那种笑意。皱纹、白发，那么好看，就是“但愿有来世”的那种笑容。我拿着最后一个红果子，它在弹性的竹签子上颤颤悠悠；我让他看到这是最大最红却是最后的一个。当然我们谈的是某某最新的一篇评论。说的是我在学校的他在省人大常委交椅上的所见所闻。

车到我爸爸住的那幢楼前，停了。他为我开车门。我颠着戒尺一样的竹签子，上面是最后的红色果实。我搀扶他的右臂，半倚半偎地来到我爸爸门前。别忘了：我们可以借着我们素来的辈分，依偎，搀扶，触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