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我这个在谎言与真实之间瞎混了二十几年的女人,要拉拢二十四岁的牧师太太在真与谎之间陪着我混,首先是不可能,其次是太歹毒。因而等我回到牧师家,见到正在厨房烤巧克力饼干的牧师太太,心里划过一道罪过感。她穿着连袖子的大围单,面颊上、鼻尖上都蹭了面粉,两手举在空中,手指上的巧克力酱使她看上去像正在玩尿泥的孩子。她见了我就说:“你没忘吧?”
我本想溜过去,这下来不及了。我当然没忘:两个月的房租水电煤气,我前前后后对她下了多少次保证——我怎么可能忘?!
“真抱歉……”
“那可不行。”她板下脸。“圣诞前你就保证过。”
我笑了笑。那种对自己的无赖行为完全认账的笑。我想告诉她,圣诞前我揣着一千块钱,差点就把欠的一屁股债全还清了。我当时就是一念之差,感觉怀揣一千块去过节多少气粗些。完全没料到劳拉在几小时内就灭除了我那菲薄的宽绰,将我还原成一个本色穷光蛋。但我想还是算了,这时拉个劳拉来垫背,只会在年轻的牧师太太眼前更进一步确立自己的无赖形象。
“再往后延一个礼拜,行吗?”我说。
“不行。”她真动了怒,脸迅速红起来,鼻子红得最饱和,使蹭上去的白面粉显得更白。这样的喜剧面孔光火颇滑稽。
“那么,能不能再给我三天?”
“我跟你提前那么长时间就讲定了。”她一步不让。
“两天,好不好?”我想两天内只要能找到那个“人类脏器掮客”,说服他先预支我一笔钱,我说不定还有希望改善我和牧师太太的关系,摘掉我的“无赖房客”帽子。当然,说服那位掮客,也将是天大的难事。他可能会迫使我在将来的卵子交易上给他一个丧权辱国的折扣。不过有两天时间,我总可以拆东墙补西墙,把房租补交上。
牧师太太的样子是要哭出来了。她把目光慢慢从我脸上挪开,去看自己的手。然后她开始搓手上干固的巧克力污垢。她在想:我当时可真瞎了眼,竟会挑中她做房客,竟没看透她会文绉绉地持续耍赖。
“可是,可是你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呢?我准备了一下午!哦不,我准备了好几天!从星期一我就开始给我表姐打电话——她那里有最棒的巧克力饼干配方。一直到昨天晚上才跟她通上话。”
我想我怎么不懂她在说什么。一般我在自知理亏的情形下英文理解能力就变得极其差劲。眼下我不仅自知理亏,而且认识到自己别无选择地必须厚着面皮再将理亏的局势撑持下去,至少撑持到能和“器官掮客”扯皮扯出个好结果来。这样我只听得懂牧师太太话语的所有单词,完全不懂这些发音串连起来所含有的意义。我这人就这点好,所有难听的话、刺耳的话、指控性的话都在我急剧下降的英文理解力中不产生意义。比如在圣诞前夕碰到那个老太太,她请我“滚回亚洲去”,这一串语音进入了我的左耳,通过我徒劳却奋力蠕动的知觉,完全未被消化因而原形原状地从我的右耳被排泄出去。因而“滚回亚洲”这个完美清晰的英文句子,在我的非理解中成了非语言。我此刻听着年轻牧师太太的指责,她那红唇白牙吐出的最基础程度的单词,同样是囫囵地进入我一个耳朵,马上又润滑地出了我的另一个耳朵。在她眼里,我这个信誉扫地的异族女房客对她大瞪着眼,像个努力读人嘴唇的聋子。
我的理解力是随一声淬然的电话铃康复的。
我得救一样扑向电话。或许牧师太太张了张两只沾满巧克力的手,表示她无法接听电话,因而拜托我替她去接。但我无法确定她是否给了我任何委派的暗示。总之我从那密不透风的指责中突获大赦。电话自然不是打给我的。我把话筒递到牧师太太手里,便趁机往外溜。原本我从外面横行的风雪中逃进屋内,眼下只能打“uturn”再逃进风雪。还有两天就是我的期终作业限期,但我必须穿越整场稠密的风雪去找“器官捐客”,即使和他的勾当一时成交不了,我至少也得躲入风雪,混到晚上十点之后。我得依赖牧师夫妇的准时性:他们在没有黄昏而黑夜直接更替白昼的芝加哥冬天,做爱时间一般迟不过十点。
但我在门厅里穿衣蹬鞋时,听见牧师太太以一种我从未听过的低沉、敌意的嗓音说:“是的,没错,你的确很打扰我。但我不介意,只希望你别去烦她。”
我立刻停下所有动作。我的英文听力这时棒极了。这时我才突然悟到,刚才打电话的男人是谁:那个自己都嫌自己烦的平板嗓音三小时前刚给我来了一场人格与信用的教育。
牧师太太又说:“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