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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感谢对方的行为，清贫的度支尚书还是把对方请到后堂喝了杯茶水，管事喝茶的同时顺带还悄悄把几锭金子悄悄塞到尚书的衣袖里（这年头还没有银庄和银票这种东西），随后才告辞离开，见对方走后，度支尚书才上报了京兆尹，后者派人调查了商队，依然没有发现对方勾结官员或者收集情报的踪迹，最后只能认为这确实只是西域商队为了自保而向大魏官方献殷勤。
不过他们的行为倒是给了度支尚书很好的启发，如今大魏连年征战，虽然没有到国库空虚的地步，不过很多地方用起钱来还是捉襟见肘，既然商队有这么好的利润，不如把这几个税种推广到长安整个地区，若是效果好的话，洛阳、邺城等地也不是不能用。
在当地官员的纵容下，这支商队以惊人的速度聚敛了相当的财富，并将其带离长安，然后又带来更多的货物，纳更多的税，看成良性循环，不少世家是他们的客人，但也有一些投机的商队购买了他们的商品后试图贩卖到大魏的更深处，在这样的情况下，长安地区的经商环境明明应该稳中向好，但实际上的结果是市面上的五铢钱越来越少，居然有一些民间交易又回到了之前以物易物的情况。
这个消息传到洛阳的时候，曹叡便派人去调查，调查的结果既不是有人私藏铜钱也不是有人从中作梗，而是单纯的市场上没钱了——一方面是那支西域商队带走了大量的铜钱和黄金（尽管也纳了不少税赋），另一方面是度支尚书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朝着在长安地区停留的其他商队也收取了市税和人头税，总算他还分得清楚轻重，没有让这些商队自愿为大魏再捐助“蜀饷”。
如果只看长安地区缴纳的税赋，短期内甚至还有上升的迹象，所以曹叡第一时间并没有发现问题的所在。还是他把陈群召来，后者才指出，那支商队并不只是带走了铜钱和金饼，还通过纳税的方式引导度支尚书把类似的名目推广到了其他商队头上，这种做法大大打击了商人在长安地区经商的积极性。
尽管陈群并不同情这些商人，但他还是要强调，商人经商是要牟利的，一旦无利可图，他们就会离开这个区域，而商人的离开往往伴随着市场的萎缩以及金钱和货物的流失，那么长安地区出现钱荒问题也就不奇怪了。
“他们这是恶意纳税。”陈群最后得出结论，并向曹叡强调必须遏制这种向商人收取重税的做法——虽然他也认为向商人收取税赋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不过过度收取税赋就是另一回事儿了，尽管短期内可以看到国库丰盈，不过对长远而言显然是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