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几乎是全身粉碎性骨折，包括腿部和臀部。他的一只眼睛从眼窝中凸出来，还有一只耳朵勉强地连在脑袋上。伤势极其严重，起初连医生都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治疗。

当他恢复意识之后，发现自己躺在医院走廊里的轮床上，身边没有任何人。他估计人们是觉得他活不下来，所以就把他扔在一边不管了，毕竟那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医院。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祖父全身都被打满了石膏。那次事故留下的伤痛整整折磨了他一辈子。他的手腕一直是畸形的，而且整个人的身体看起来都不对称。

小时候的我认为祖父这段让人难以置信的经历算得上是他人生中最大的灾祸。然而，成人之后，我的想法有了改变：祖母去世之后的14年里，他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而且越老情况越糟糕。尽管直到91岁去世时，祖父的身体状况都还可以，但我们还是得叮嘱他洗澡、换衣服，照料他的狗，防止他吃过期的食物。

在我20岁左右的时候，我一直想知道是什么事情让他那么痛苦。“罪恶感。”他常常这样说，言辞之间流露出对自己年轻时，或者后期自己犯下的以及祖母犯下的过错而产生的懊悔之情。但是他从不多说，只是默默地流泪。

不过，我并不想让你们认为弗兰尼是一个悲观可怜的糟老头儿。他一直是一个非常有精神，经常用各种怪招儿逗我们发笑的人物。当他放了个屁时，他要么会说“噢，对不起，我还以为我在科科莫呢”，要么就假装招呼一只猫，“来，小猫咪，小猫咪，小猫咪”。如果我们对他提出的问题表示“啊？”，他就会回敬说“在猪屁股上踢一脚，猪也会说‘啊’”。

不管这些是命里注定的还是自我造成的，我想告诉你们的是，韦伯祖父内心的苦楚和挑战比那次事故带来的折磨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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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的我也吃了不少苦头。

在身体上，每个孩子都多少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现在回忆起来，小时候的我算是一个极品了：两岁的时候患上扁桃体炎；14年间耳朵反复发炎，做过四次矫正手术；胳膊摔断过两次；戴过两次牙套；10岁就戴上了近视眼镜。这些麻烦事发生在孩子们身上是很常见的，但是像我这样样样都经历过的孩子我还真没有见过。

我小时候经常出事故，根本就不能睡上铺。我从上铺滚下来三回，其中一回摔断了手腕儿，还有一回磕掉了一颗牙。那时候上铺也有安全护栏，但那对我来说根本就不起作用。

我耳朵上的问题非常严重，甚至对我身体后期的发育都造成了影响。每年去湖里游泳回来，我的耳膜内都肯定会积水，进而结果导致感染，对中耳部位造成压力。那些细小的骨头简直太敏感了，甚至每次心跳都能牵动它们，让我感觉到刺痛。这种刺痛要一直等到耳膜内液体流干了，炎症消退了，才能消失。

大多数孩子都用抗生素或滴耳剂来消除炎症，可对我来说，这些方法要么不准用，要么不奏效。我的医生不喜欢用抗生素（他觉得人们都是在过度使用抗生素），滴耳剂又不管用。在我五岁到十六岁之间，医生曾经四次在我耳膜上切开小洞，插进一根小塑料管，把里面的液体导出来。

每年夏天，我至少有两周是在被耳痛折磨着，或者是在用拇指狂戳自己的耳朵。每到晚上更是疼得睡不着觉。家里没有人会抱怨我夜里哭，但是我会在家里找各种隐蔽的地方躲起来，这样就不会打扰到别人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些经历会给成年之后的我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现在也没有想明白。就像我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面对困难时别无选择一样，也许我从小就在学着如何面对重压和困难，勇敢地接受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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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高一那一年，我承受了来自学校和家庭的双重痛苦——这是那种我宁愿耳朵疼也不愿去经受的痛苦。

我上的是傻瓜高中（真的，学校就叫这个名儿），一所天主教男校。我最不喜欢的一堂课就是体育课。我喜欢课上的活动，但是讨厌每次下课要做的事情：洗澡。因为对一个信奉天主教的男孩儿来说，像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时那样赤身裸体是一件罪恶羞愧的事情。

每次洗澡我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由于我们所有人都是天主教徒，所以大家也就心照不宣地守规矩：管好自己，洗好就出去，穿好衣服，不准开玩笑。

但是刚上高一三个月之后，这条规矩就被无情地践踏了，而我则非常不幸地成为了这次“惨案”的受害者，那件事造成的阴影一直笼罩着我整个高中四年的生活。

那天洗澡的时候不知为什么，一个我根本就不认识的同学突然抬起头对着天花板大喊：“嘿，你们都看见了吗？韦伯洗澡的时候小鸡鸡都竖起来了！”他就站在和我隔着6个储物柜的地方，而且是同一排。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他说完这句话之后脸上露出的那种狂妄的笑容。

我僵直地站在那里，盯着我的储物柜。我要不要回应，就傻站在这里吗？也许没人听见他说什么。也许我假装没听见就好了。

他竟然又重复了一遍，这话就像一根带电的赶牛棒戳中了我。随后，另一个男生也跟着起哄，接着其他男生也纷纷加入这场哄闹。我想让大家把这当作一个玩笑，于是就说：“不错啊，肖恩，这玩笑挺有意思。”

“少来啦，韦伯。别假装没有这回事儿啦，兄弟。”他回答说。

然后他又扯着嗓子对着天花板喊道：“大家洗澡的时候最好带上有绳儿的肥皂，防着点儿韦伯，省得他在你背后攻击你。”当时我感觉胸部就像受了一记重拳，于是立刻冲出了储物室，祷告上帝让这件事到此为止吧。

然而这才只是个开始。

在高一接下来的时间以及高二整整一年里，我都因为这件事而被奚落。在我高三时，学校与一所女子中学合并改名为克热汀-德拉姆学校之后，对我的这种嘲弄仍在继续。

这种经历是很难客观地去描述的。其实我并不是一直被大多数同学不停地欺负。这种嘲弄也只是间歇性的，而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我的心里往往就充满了恐惧。

不管我说什么或做什么——比如，一笑置之，沉默不语，不以为然，或是指责他们无凭无据，以武力相威胁——这些都无法让这场噩梦结束。当发现口头上的嘲弄已经不足以激怒我之后，有人就在我的储物柜上刻上“小鸡鸡”和“鸡鸡男”。

我妈妈想让学校管理层出面解决这件事情，结果却让我受到新一轮的嘲弄，比如“看啊，还得让他妈妈出面来帮他解决问题”。

这是我一生当中遇到过的最痛苦最棘手的社交问题。我再也不想回到那段时期了，但是现在回头想想，那段经历其实给我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我锻炼了自己的危机处理能力，而这种能力对我以后的生活至关重要。

我读高一那年，来自家里的压力也很大。我的母亲受够了父亲的饮酒问题，以及他给这个家带来的影响。其实父亲并不会喝醉之后打人或者酗酒成瘾，但是饮酒对他来说已经不是一种调剂了。他的工作因此受到了影响，还和另一个女人有染。他不止一次在车道上撒酒疯，差点儿把警察都招来了。母亲把他赶出了家门，说他如果不把酒戒了，就永远别再进家门。

父亲和母亲分居四个月了，我们不知道父亲还会不会回来，但是说实话，我觉得无所谓。尽管我们都知道，父母之所以分居，问题并不仅仅在于父亲饮酒这件事儿，但这都不重要了。每天看着母亲躲在黑暗的角落里默默地掉眼泪，我们就非常气愤，特别想保护她。

面对家里和学校里的这些事情，我甚至有过自杀的念头。这似乎是个很好的解决办法，能让我感到些许安慰。

接下来的几周，我一遍一遍地在脑子里设想自杀的场景，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自杀实际上并不能解决问题。我并没有得精神病。我完全有能力面对困难。考虑到我所处的境况，自杀只是一种自私而懦弱的选择，只会给爱我的人带来更多的痛苦，所以我决定放弃这个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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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军人生涯在我进入傻瓜高中读书的那年就开始了，这所学校有一百年历史的军事化管理传统。

早早地就开始军队生活似乎意味着这是我生来就应该做的。我不知道如何来反驳这种观点，但实际上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从军的这23年以来，我的每一个决定都是深思熟虑后做出的选择，我的每一个抉择背后都有过强烈的自我怀疑和焦虑。

你们可能在我成年后的生活中看不到这些，但是在刚开始的那8年里，我对军队生活是非常惶惑的。在我刚穿上军装的那段时期，我根本就不是什么道德模范和纪律标兵。

在高中，我并不是那种一心想着将来要在军队建功立业的学生，我跟大多数来自圣弗朗西斯·德·赛尔斯小学的学生们一样，平凡无奇。被称作“初级预备军官训练团（JROTC）”的军事训练是自愿报名的，我起初不太愿意参加。我对此唯一的了解和参考可能就是1981年那部叫作《勇者无敌》的电影。在这部电影里，学生们造了反，接管了高中，并且在他们的小镇上引发了一场战争。

我们的训练更像是一种关于培养领导能力和管理能力的课程。我们通过实际的案例，分析领导力的特点，例如勇敢、忠诚、奉献、正直、果断、坚定。我的很多朋友和亲人都担心说，初级预备军官训练团会对我进行洗脑，让我决定入伍。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正确的。我很快就被洗脑了，但是训练给我灌输的都是非常积极的理念，例如：

·树立榜样

·主动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

·关爱身边的人，确保他们的福祉

·了解自己，自我提升

·在你的下属当中培养责任感

·作为一名军官，不是服务于领导个人，而是要保护并服务于我们的宪法

·对待下属也应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其中的一些理念我在家或者在教堂里就已经有所学习，但是其他的信条——“直言不讳”以及“提出异议并不等于待人不尊”——对我来说则都是全新的，而且这些信条不一定能得到我父母或者教会牧师的认可。这些理念让我这样的年轻人感觉自身充满了力量。这让我明白，我不仅仅有权利承担责任，直言不讳，而且学着如何有智慧地去承担责任是一件非常高尚而光荣的事情。

这次军事训练的经营管理和等级制度使它具备了一种有利的可预测性。我们每天都身穿军装，每个学生根据等级职位不同而承担不同的责任。

我们每天的“工作”放在实际生活中虽然并没有很大意义——定期拉练，保持外貌整洁，军装要干净平整，头发要整齐利落，鞋面要闪闪发亮，奖章和配饰要佩戴正确——但是这些是培养个人责任感、纪律性和正义感最实际有效的方法。

不幸的是，初级预备军官训练团在学生们的父母以及非本项目的工作人员当中引起了恐慌。当看见一大批孩子穿着军装，整齐行进，行礼致敬，听从“命令”，即使是最通情达理的人也会感到害怕。我听说他们觉得这就像是当年的纳粹德国和希特勒青年团。

我们的教官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都是退役军人，曾经参加过越南战争和朝鲜战争，其中大多数人都在战争中负过伤。他们见识过战争的可怕场景。对于任何将军人生活想象得很浪漫的学生，教官马上就会让其打消这种念头。

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初级预备军官训练团中，结果有利有弊。我可以把一列队士兵指挥得像拿破仑手下的军队一样整齐，可以当场背出领导力的要素和原则，可以带枪训练得比近几届任何学生都要好，但是我是一个学习上不太努力的学生，而且经常出言不逊。

读高二的时候，有一次一位女老师说了侮辱我的话，我直接告诉她“闭嘴”。现在我把当时的做法评价为“有胆量，但欠考虑”。她是有错，但是让她闭嘴说出来容易，后果却很严重。当陆军中尉晋升名单在我们班公布的时候——这是整个训练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步——我并没有上榜。在朋友们面前我当场哭了出来。经过几个周的时间，我才意识到，失败的原因全部在于我自己。

在我高中生活即将结束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四年来我基本上没有什么成就。我的平均成绩是2.25分，大学入学考试是19分。我没有什么运动强项，没有参加过志愿者活动，在初级预备军官训练团中也没有得到什么领导职位。

我的才能就是能言善辩，牢牢记住了领导力和管理能力的要素，以及能够在30秒钟之内背出明尼苏达州87个郡的名称。（这最后一项已经彻底荒废了。）

我的高中辅导员说得更直接：“你不是上大学的料，我觉得没有哪所大学会录取你。你现在应该开始为自己今后的生活打算了。”他的这番话一下子惊醒了我这个梦中人：我得好好想想，得更努力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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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到了和陆军招募员面对面的时候了，我做出的所有选择都像是决定晚餐要吃什么那样顺理成章，而出发点并不都是“责任、荣誉和国家”。

加入明尼苏达国民警卫队能帮我支付一半的学费，每个月还有几百美元的津贴。如果我大学毕业之后决定继续留在这里，他们还会给我提供一个职位。我的军队职业选择（宪兵）也是由钱来决定的——宪兵会有一笔2000美元的奖励。

离开明尼苏达前往亚拉巴马接受基础训练的那段时间就像被扔进冰冷的河水里一样可怕。我们这个团体就像一个大熔炉，大家来自全国各地，性格不同，文化不同，社会背景也不相同。整个环境既不舒适也不熟悉。我比大多数的操练官都更懂得如何行进、射击、分析地图以及背诵领导力的原则。但是这可不是高中时代，这些人也不是大一新生。

同操练官的训练节奏与方式相比，我父亲那种强硬的教育方式都算不上什么了。在训练当中，我的头发全部被剃光了，所有的自由都被剥夺了，所有的决定都由不得我，不经过允许甚至不能上厕所。

吃饭仅仅是维持生命的一个必要的步骤，仅此而已。我们没有任何交际活动。不听从指挥就会招致严厉的斥责。日常训练项目中常常会有“小林丸”测试（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种测试一开始给出的条件就是不合理的。

后来我明白了，这种测试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的：在实际战争中，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情况会非常混乱。如果一个人在训练当中，连这种提前准备好的不合理性都承受不了的话，那就根本上不了战场。虽然知道这些不合理性都是提前准备好的，对我们来说仍然是艰巨的挑战。

在基本的军规方面我可算得上是专家了，可我并不知道在承受压力的情况下如何表现英勇。我们的第一堂课是学习立正，对我来说这就是小儿科。但是压力使这一简单的任务变成了量子力学般复杂的事情。我站在那儿，心跳加速，不自觉地将手紧紧握成拳头，而不是像之前学的那样保持双手放松并轻轻弯曲的状态。这被一个操练官看见了，马上便招来一顿斥责。“嘿，看这个人，操练官，”他用美国南方人那种拉长腔调的语气朝他的同伴喊道，“他看起来是要把别人打倒的架势！松开拳头，用正确的姿势立正！”

17周的基础训练和宪兵课程给我留下很多难忘的经历，但总的来说，那是一段艰苦、困难而又拘束的生活。

这段经历让我对艰难困苦有了全新的理解。

在家时，去参加周日弥撒这件事就是一件无趣的日常琐事；然而在部队里，这是一件令人宽慰的事情。在家时，我可以不理睬那些让我觉得烦的人。然而在部队，我要学着和这种人合作共事，而且事实证明我是可以做到的。在家时，我觉得如果每天睡不够8个小时的话我是没办法工作的，然而在部队，我发现，即使只睡了4个小时，我的身体和思想都比以前要活跃得多。归根结底，我在这里发现了另一种生活方式，并且全身心地去体验它，那种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以后的生活——包括参加伊拉克战争那段时期以及与病魔抗争的时期。

最重要的是，我意识到“活在当下”的重要意义。在每次艰苦的体能训练之后，一个人站在浴室里的时候，或者艰难的一天结束后，躺在床上的时候，再或者野外训练，躺在地上仰望星空的时候，我就不断地对自己重复这句话。当时，这句话是管用的；现在，它仍然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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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被确诊患有癌症之前的18个月里，我被暂时分配到了明尼苏达州。在那段时间里，克莉丝汀无助地看着她的父亲与前列腺癌作斗争。他的病情有过几年的缓解期，但是如今又复发了，情况很不乐观。怀着对未来的不确定以及对克莉丝汀的怜爱，我做出了一个让其他军官大跌眼镜的职业选择。

在做了16年的现役陆军军官之后，我辞去了这一职务，全职加入了明尼苏达国民警卫队，这样我们全家就可以陪在她父亲的身边。这一次，在克莉丝汀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决定把她放在比我的事业更重要的位置上。

如果说这个决定一点儿都没有让我感到痛苦，那肯定是谎话。我的战友和导师们都说这是自杀的行为，而我多多少少也有同感。

之前我已经获得了让很多人都钦羡不已的荣誉：国家级陆军初级军官优秀奖；早早地被破格提拔为陆军少校；被选派去乔治城大学攻读全额奖学金的硕士学位；被派任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贴身参谋；被彼得雷乌斯将军挑中成为他在伊拉克的贴身参谋；最后，被派去陆军宪兵司令办公室任职。

我明白，在明尼苏达州，我的职业不会有太大的发展。更糟糕的是，这里的陆军部队规模实在是太小，我在五角大楼获得的宝贵经验在这里根本就没有用武之地。一般的陆军部队都会有8500多个陆军中校，而明尼苏达州只有17个——我就是“新来的一个”。

有人明明白白地告诉我说，在这里基本不会得到晋升，即使会，也要经过漫长的等待。

我的这次决定太出人意料，也特别不符合我的作风，就连克莉丝汀也是在看到我的卸任书之后，才彻底相信。

对于这样重大的人生和事业上的转折，我内心确实充满了不安和恐惧，但是只要看到克莉丝汀的眼神，我就感到安心了：这是正确的决定。的确，只要看到克莉丝汀的眼神，其他的一切都无所谓了。

“我永远都没有办法做到像你那样。”

孩子们，我在军队生活当中无数次听到过这样的赞美。在我与癌症抗争的日子里，听到的就更多了。我不愿意去拒绝别人的一番好意，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我脑子里一直想这样回答：“事实上，你们可以做到，只是不想去做罢了。”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想做的事情——这本身没有什么错。可是，当我们要在“贪图舒适”和“面对重压和困难，勇敢地接受挑战”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不能做”与“不想做”之间就有天壤之别。

“不能做”是最简单不过的了，不需要任何付出，也不会有任何结果。但是“能做”往往意味着挑战自己已有的对世界的认知，意味着与自己不喜欢的人共事，意味着去接受自己不认同的观点，意味着冒犯错的风险，意味着体验失败和羞辱。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学习、成长，以及过一种充实而清醒的生活的代价。

我并不是要你们鲁莽地去应对生活中的每一次困难与挑战，我只是想说，“不能做”离“能做”往往只有几步之遥，而只要迈出了这几步，你们收获的将是个人的成长与事业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