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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萌娘，随之，越来越多的人奔来了。每人只要往臂上套个红臂章，或在这里贴张标语，喊喊口号挥挥拳头，他就有借口在此地逗留，直等到那条被单被貌似正当的理由揭去。我感到九岁的自己渺小极了，被人们那样省力地就拎到了一边。我不知多少次对他们喊出“求求你们”，谁都没有闲暇顾及我的哀求：那些如刀的目光早把毫无防卫的萌娘从头到脚细细剁了一遍、斩了一遍。
那时我怨你，萌娘。你不该等听到红卫兵砸门、知道自己劫数已定才开始拧开药瓶。那已太晚了。你抱着一丝希望：“自杀可以威慑住他们，从而躲过一场使你身心崩溃的批斗。你没有诚意去死，只是想躲，只是想以自杀来作个缓冲。当红卫兵发觉你手里紧攥的药瓶时，他们便立刻剥去你的衣裳。他们在你身上做的“人工呼吸”正是你和父亲常挂在嘴上的，所谓的“斯文扫地”。但那时我不懂我的怨，只觉一股极窝囊的情绪，自萌娘起死复生的一刻滋长了出来。那尊严和廉耻的丧失便是我理想的丧失；他们用眼睛糟蹋萌娘身体的同时便是掳走了我心灵的贞洁。
一年后萌娘从乡下回来，瘦而黑，似乎落去了一半头发，大额变得格外显著。她进出仍被人押解着，据说是怕她在悔过自新前再自尽。那时作家协会门口矗立着一座水泥钢筋的牌子，我和一群同龄的孩子常攀上去，顺口编些歌谣一唱就是一天。那类歌谣没一句不脏不野。尽管没人听懂我们的指天骂地，但我们冲天的委屈毕竟得到了发泄。萌娘走过来时，我不再吱声。我注视着她胆怯而迟疑地向前迈进的双腿，以及本能地伸向前方的双手。由此我判断她的视力已糟透，一行动手先摸索起来。泪烧灼着我的鼻腔和眼眶。所有孩子们都随我静下来，因为那些歌谣主要是我编撰的。
“狗娘养个草狗子……”我突然锐声叫道。押解萌娘的军代表猛回首，只见我与所有孩子一样缄默。待他刚转身，我又迸出两句更不堪入耳的话。如今我否认满口野话的我与现在的我是同一个人。没一个孩子响应我，一则他们难以接受这话的粗野和刻毒程度，再则他们并不恨这位军代表，他的一贯正派谦和甚至赢得我父亲等人的信赖，尽管家长们对孩子们私下里称军代表“草狗子”装聋作哑。
“谁喊的？”军代表朝语录牌走来，以他冷峻威严的目光扫视我们全体。没人吱声。我坚信我的伙伴们不会叛卖我。当他连问几句“谁喊的’而无结论时，萌娘突然开了口。
“小穗，你已经完全变成了个野孩子。”她依旧斯文典雅、慢条斯理，似乎从未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