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 (第4/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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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知道一个人讲什么语言，或者不常讲哪些语言。我们继续朝那座看似空荡荡的教堂走去，因为能看到的所有人都聚集在教堂外面。我们走过去的时候，人们纷纷转过头来默默地看着我们。
“先生们好！”多恩打招呼，“女士们好！”
“先生们好！”过了片刻，有一个人应声道。他是一个瘦小的男人，五十来岁，样子不讨人喜欢，凭我的感觉像是一个邮差，就像那天等在亚拉巴马州的监狱外、身背皮革邮袋的那个邮差一样。其余的人仍然扭头注视着我们，直到我们走到他们当中时，他们才收回目光。站在人群中，我们也看到了教堂的里面——一间石头砌的小房间，不比一个岗亭大多少，里面微弱的、冷冷的烛光向上弥漫开去，照在真人大小、正遭受苦刑的耶稣石膏像周围，变得暗淡了。烛光似乎加重了我们离开积雪后所感到的那股冰冷寒气。我们看见了蜡烛、石棺，还有一个妇女跪在石棺旁。她头戴一顶帽子，身穿一件裘皮大衣，那大衣不像是从瑞士的某个城市买的。牧师正在后面忙着，神态颇像一位忙乱不堪、心不在焉的主妇。另外一个男子，一个村民，正站在过道中段的长椅旁。也许他不是早出晚归放牧牛群的牧民，但是大山的痕迹在他身上依稀可辨。我们朝教堂里望去，只见牧师从石棺后面走过，在耶稣像下停留片刻。他的教袍静寂无声，偶尔发出嘶嘶声，仿佛弥漫着的冰冷、微弱的烛光发出的声音。牧师就像乖乖听话的小女孩一样，在耶稣像前低身行了个屈膝礼，然后就往后面或旁边走开了。另一个人从长椅那儿起身，沿着过道向我们走过来。我没有看到，但是能感觉到他在走动。这个男子出门离去后，只剩下我们三个人了：我、多恩和那个瘦小的邮差。男子弯腰捡起了一把冰镐，上面镶有五六颗钢锥，然后瞧都没瞧我们一眼，就从我们身边走开了。邮差之所以还在那儿，是因为多恩正抓着他的胳膊。我想起离开巴黎前曾有人叮嘱过我们，你可以对欧洲人说任何你想说的话，但决不要把手放在他的身上。毫无疑问，这人也许是一名政府职员，那么把手放在他身上和冒犯一名宪兵或车站站长的性质是一样的。我看不见其他人，只能隐约感到他们正从黑暗中窥视着我们，而多恩在门口抓着那个邮差的胳膊，就像抓住一个正在偷苹果的小孩一样。从敞开的大门看过去，只见那个身穿裘皮大衣、戴着巴黎帽子的妇女仍旧跪在那儿，前额贴在石棺上，仿佛睡着了似的。多恩的法语还说得过去，虽然经常词不达意，可别人还能听得懂。
“那位死者，”他问，“他是摔死的吗？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