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贵州甘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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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郎带来的消息使那个蒙蒙细雨中的偏僻小镇一度陷入混乱之中，人们纷纷收拾起可以携带的财物逃进深山密林，只留下一条横贯小镇的空荡荡的死街。那个消息说：“赤匪来了。”

湿润的天地间只有细雨落入红土的沙沙声，寂静令进入小镇的红军官兵感到了一丝不安，他们沿着街道两侧的土墙停下了脚步。二十二岁的前卫营营长周仁杰在把这个空旷的小镇探视了一遍之后，站在镇口下意识地朝通往县城方向的土路上看了一眼——就在这一瞬间，他看见了从朦胧雨雾中突然闪现出的三个穿土黄色上衣和短裤的人，以及三个人身后跟着的那条同样是土黄色的狗。

接踵而来的巨大灾难令这位年轻的红军营长永生难忘，即使在十六年后他已成为新中国的海军将领时，回想起这个瞬间周仁杰说他依旧会不寒而栗。那三个土黄色的身影和那条土黄色的狗的突然出现所导致的后果影响深远：它不仅使红军的一支部队在艰难跋涉数月之后面临着一场恶战，而且对于整个中国工农红军来说它还是一个危险的预兆，预示着中国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军事转移将是充满艰辛与磨难的远征。

这一瞬间发生的时间是：一九三四年十月七日上午九时。

甘溪，贵州省东北部石阡县城西南二十公里处的一个南北走向的小镇，小镇被险峻的山岭环抱着。

叙述数十年前发生在中国的那次非同寻常的军事行动——长征，必须从远离中央苏区和主力红军数千里之外的甘溪小镇和一支红军部队开始，理由很简单：尽管当时中国的红色武装已经被分割成若干个孤立的区域，但红军始终是一个整体。所有的红军成员，无论是占少数的政治军事精英，还是占多数的赤贫的农民官兵，因为有着共同的理想和信仰，他们在精神上是平等的。这种平等是中国共产党人最早的政治追求。所以，没有理由把一个人或一支部队认定为中国革命史上的政治主角——自人类进入有政治纷争的时代以来，所有推进文明的力量从来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群体，而只能是某一种理想或某一种信仰。

周仁杰的前卫营所在的部队，在当时的中国工农红军中被称为第六军团。第六军团两个月前离开了赖以生存的根据地，那片根据地在山高林密的江西境内，有一个至今令无数中国人向往的名字——井冈山。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已经在根据地转战了近五年的第六军团接到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命令：由于局势日益恶化，“六军团继续留在现地区，将有被敌人层层封锁和紧缩包围之危险”，因此必须撤出根据地，以“最大限度地保存六军团的有生力量”，并运用游击战争“破坏湘敌逐渐紧缩湘赣苏区的计划及辅助中央苏区之作战”。而一个特别之处是，命令要求第六军团把一切都带走。仓促的准备之后，第六军团在八月七日这个炎热的日子里动身了。他们不知道撤离根据地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有什么意义，他们不知道此刻的撤离对于他们几乎等于在走向虎口，他们甚至连最终要去哪里都不知道。他们知道的仅仅是：必须在敌人逐渐压缩的重重包围中冲出去，然后在偌大的国土上重新寻找一块可以生存之地。

突围行动开始了，整整四天之内，第六军团七千多人的队伍不停地在碉堡群中穿梭。碉堡群是国民党军为封锁红色根据地修建的，在交通干道上黑压压地连成一线。组成第六军团的绝大部分是湖南籍士兵，平均年龄不超过二十岁，其中还有十名女性，他们几乎携带着根据地的一切，包括兵工厂的老虎钳子，印刷厂的石印机，医院的医疗设备，甚至还有病床的床板，发电机、脱粒机和磨面机。负重累累的队伍突然出现在重重封锁线间，令认为他们很快就会被消灭的国民党军万分惊愕。就在敌人短暂的不知所措中，第六军团突破了地方民团的阻击到达了第一个集结地：寨前圩。

在寨前圩，突围的红军建立起正式的指挥系统，并宣布了第六军团领导成员，除了二十九岁的军团参谋长李达是陕西人外，其余的是清一色的湖南人。他们是：军团长萧克，二十六岁；军团政治委员王震，二十六岁；军团政治部主任张子意，三十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三十岁。第六军团的战斗部队分为两个师：军团长萧克兼任十七师师长，十八师师长由三十岁的湖南人龙云担任。然后，年轻的军团领导和红军官兵召开了大会庆祝突围成功。可就在他们群情激昂地高呼“誓死保卫胜利果实”的时候，兵力数十倍于他们的敌军正迅速地从四面包围而来，这些部队除了国民党政府直接指挥的中央军外，还包括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省的军阀部队。

由于军情紧急，第六军团第二天就重新上路了，急切地奔向他们预定的第二个集结地：湘江。他们必须渡过这条自南向北贯穿湖南全境的大河。显然，第六军团的红军官兵过早地庆祝了胜利，因为接下来的突围在铺天盖地的“围剿”中几近出生入死。敌人在湘江沿线的防守极其严密，且已从各个方向开始实施大兵力夹击。八月二十三日，第六军团到达了位于湘江东岸的一个叫蔡家埠的渡口，他们这时才发现江对岸已经布满了严阵以待的敌人。猝不及防令他们在湘江东岸不停地徘徊，与夹击他们的敌人兜着圈子。最终，第六军团不得不放弃渡过湘江的计划，掉头往回走，进入了广东与湖南交界处的阳明山中。但是，进入山区便可以暂时立足的想法很快就被这片荒山的极度贫瘠粉碎了。为了部队能够生存，只有再次突围。第六军团先是向北，绕过敌人的侧翼，然后突然向南，几天之后又折向西，他们再一次接近了湘江。虽然连续的行军和不断的遭遇战严重消耗了第六军团有限的兵力，但是九月四日，一个夜色昏暗的晚上，红军官兵以一场恶战在重围中撕开了一道缝隙，他们终于渡过了湘江。这时候，中革军委的命令再次到达，命令要求第六军团在广西与湖南交界处的武冈山地区坚持到九月二十日，然后向北与红军第三军取得联系。

红军第三军转战在湖南西部，中国革命史中称那片开满高高的巴茅花的土地为湘西。

红三军的领导人名叫贺龙。

当第六军团按照命令开始折向北的时候，国民党军很快调整了部署重新包围上来。数次交战之后，第六军团在湖南、广西与贵州三省交界的荒蛮地区再次陷入严重危机。九月二十五日，湘军第三十二旅和第五十五旅的猛烈阻击使他们无法按照预定路线前进，而桂军和黔军也火速自南向北包抄而来，第六军团被迫绕行在广西边界的大山中。二十六日凌晨时分，他们发现自己绕到了敌人早已部署完毕的阻击阵地前。

桂军第二十四师的机枪子弹暴雨一般，第六军团必须打开通路，红军官兵只有迎着密集的子弹挺身而上。整整一天的激战令第六军团伤亡严重，他们只有再次进入荒山野岭之中，但是这一次敌人紧追而来。军团命令十八师五十二团和五十四团阻击，以掩护军团主力突围。阻击战斗进行得异常残酷，当放弃阻击阵地的命令传来时，两个团都没有了撤退的后路。这是挣脱罗网一般的突围：五十二团伤亡一百五十人；五十四团损失殆尽，团长赵雄阵亡，团政委身负重伤。

第六军团在撤出根据地后的一次次突围中损失严重，唯一的收获是他们发现在所有企图消灭红军的国民党军队中，黔军的战斗力是最弱的。于是，第六军团决定迎着黔军打开缺口冲出包围圈。这个判断果然正确，红军最终击溃了黔军的阻击一路进入贵州，占领了贵州东北部的一个小城——旧州。在旧州，第六军团不但获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而且还得到了急需的给养，随军的担子中又多了数万块银元和一部无线电发报机。更令军团长萧克惊喜的是，他得到了一张一平方米大的地图。而在这之前，这位年轻的红军指挥员作战时所依靠的地图是从中学课本上撕下来的，那上面只有简单的城镇地名和山河的大致走向。只是，这张极其珍贵的地图上的文字是红军不认识的洋文，为此，萧克把旧州天主教堂里一个名叫薄复礼的英国传教士叫来询问。

三十六岁的薄复礼原名鲁道夫·阿尔弗雷德·勃沙特·比亚吉特，出生在瑞士德语区，后移居英国曼彻斯特。他在一个从中国回到曼彻斯特的英国传教士那里知道了中国，并开始向往去中国传播上帝的福音——“虽然我没有路费，但是在上帝那里什么也不缺，因为在我的脑海里，中国仿佛就在曼彻斯特的郊区。”一九二二年，比亚吉特传教士在一条日本船上漂泊了二十天才到达中国。他长途跋涉至贵州偏僻的山区，在那里一待便是十二年。他结了婚，给自己取了“复礼”这个极具中国色彩的名字，而之所以选择“薄”姓，是因为他认为“这个汉字有细、瘦、贫穷、刻薄、小气、吝啬、轻视、轻率等异常丰富的内涵”。

此刻，这位又细又瘦又贫穷的传教士极其紧张，因为红军要求他尽快筹集足够数量的银洋、枪支和药品，而薄复礼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在担心失去生命的巨大恐惧中，薄复礼就着一盏煤油灯的亮光，用了大半夜的时间，将那张地图上的法文全部翻译成了中文。这个举动一下就缓解了红军与传教士之间的敌对情绪。但最终薄复礼还是被要求留在红军队伍中，因为面对日益严重的伤亡红军认为他能搞到药。薄复礼就这样跟随着中国工农红军度过了他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年半的时光，并且在历尽艰难困苦之后活了下来。他于一九三六年四月在昆明附近被释放。当时军团长萧克主持了一个小小的欢送会，红军特地为他准备了一只鸡让他品尝。薄复礼离开中国回到英国后对全世界说：“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著，是前所未闻的。”

整整五十一年后，在英国曼彻斯特安度晚年的薄复礼与已经成为新中国高级将领的萧克彼此又获得了消息，萧克在致薄复礼的信中说：“虽然我们已分别半个世纪，但五十年前你帮我们翻译地图的事久难忘怀……”

对旧州的占领并没有缓解第六军团所面临的危机，萧克在地图上找到了与红三军会合的准确位置，而去往那个方向必会陷入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中。第六军团决定暂时放弃直接向北，转向西，渡过横贯贵州境内的水流湍急的乌江，再以乌江为屏障寻找机会向北靠近红三军。但是，当第六军团到达乌江岸边准备冲破黔军防线的时候，中革军委的电报又到了，电报严令他们“无论如何不得再向西移动”。电报同时说，贺龙的部队已经占领贵州与湖南交界处的印江，做好了接应第六军团的准备；而追击的敌军正在向南移动，第六军团应该立即掉头向东北方向的石阡一带前进。从地图上看，这确实是一条与红三军会合的最近的路线。但是，随后发生的事实证明，敌军向南移动的情报是没有根据的推测，而这一推测几乎断送了整个第六军团。此刻，敌人已准确地判断出，第六军团如果急切地想与贺龙的部队会合，就只有通过石阡县城向东北延伸而去的那条土道。于是，当第六军团在乌江岸边研究如何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的时候，国民党中央军、黔军、桂军和湘军已经制定出了完整的大规模合围计划。第六军团就这样从乌江边折返，向着贵州东北方向，一步步走进了埋伏着巨大危险的包围圈中。

十月七日凌晨，第六军团从乌江边的走马坪出发了，行军序列是十七师、军团部和十八师。十七师五十一团为前卫团，三营为前卫团的前卫营，营长周仁杰处在团侦察班与营尖刀排之间，他认为这个位置有利于处置随时发生的情况。往后，周仁杰可以看见跟随五十一团团部的军团参谋长李达和跟随三营营部的五十一团参谋长马赤。前卫营进入甘溪镇后，团侦察班和营尖刀排伸出镇外，向石阡方向观察警戒。此时，第六军团的大部已行至官庄至甘溪镇的十几公里的山路上。

尽管中革军委的电报说敌人已经向南移动了，也就是说，至少今天可以放心地按照预定路线前进，因为无论是前面还是后面都没有敌情了，但是军团指挥员们还是无法完全放心。队伍出发后不久，军团部特别询问了在路上遇到的邮差，并且仔细研读了从邮差那里获得的报纸，而无论邮差的话还是报纸的报道，都证明中革军委提供的情报是准确的——见多识广的邮差说他没有在石阡方向发现军队，报纸的报道中也没有国民党军在石阡地区活动的蛛丝马迹。这一切似乎很好，因为很久没有这样的情况了。数日来第六军团一直处在被围困和追击之中，每天传给部队的行军命令只能含糊地把宿营地点写成“相机宿营”，而今天关于宿营地点的命令中明确地写着：甘溪。尽管情况很好，却好得令人有点不那么放心。此刻，第六军团的士兵坐在湿漉漉的路边休息，女战士甚至开始梳理让雨水淋湿的头发。马上就要到达宿营地了，如果太阳能够出来，找到些干柴烧些热水把肿胀的脚泡一泡，幸运的话再找到些包谷山芋什么的塞到嘴里，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围着火堆边烤衣服边唱歌吧。但是，红军官兵所有美好的期望，都被那三个在雨雾中突然出现的穿着土黄色上衣和短裤的人以及跟在他们身后的那条土黄色的狗彻底地粉碎了。

周仁杰的手下意识地伸进衣服摸出驳壳枪，同时向穿着便衣的侦察班班长周来仔递了个极特殊的眼神。周来仔带领几个同样穿着便衣的侦察员迅速迎了上去，然后突然扑倒了两个穿着土黄色上衣和短裤的人，另一个人连同那条土黄色的狗跑掉了。

狗在奔跑时狂吠不已，凄厉的叫声打破了山野的寂静。被红军侦察员抓获的人咿里哇啦，说的是周仁杰听不大懂的土话，这些发音奇怪的土话和疯狂不止的狗叫混杂在一起，使周仁杰愈加紧张起来。土话是广西方言，可以肯定，眼前的这两个人是桂军的侦察员。接着，俘虏的口供令周仁杰的脑袋像炸开了一样：桂军第十九师的先头部队已经接近甘溪镇北面的山脊了。

周仁杰立刻命令把这两个俘虏送到军团部去，同时命令两个连沿着镇边的土墙火速散开，机枪配置在侧翼，另一个连跑步上山占领前面的无名高地——这一切，都是周仁杰的本能反应，是在没有任何命令的情况下，瞬间作出的决定。

但是，俘虏送走了好一会儿，周仁杰仍没接到军团传来的行动命令，他看见的依旧是正常行军的景象：第六军团先头部队的一部已经陆续进入了甘溪镇，几个干部坐在一家店铺门口好像在开会；红军士兵已经开始做饭，炊烟正慢慢地向镇子上空飘散，而主力部队仍在镇外远处的土道旁休息——这一切令周仁杰恍惚觉得敌人并没有出现，刚才在镇口突然闪出的桂军仿佛只是一个幻觉。

时间一分一分地流逝过去。

接近中午十二时的时候，枪声响了。

枪声居然来自镇中！

镇子里传出的枪声令红军官兵惊异万分，他们顺势用桌子和凳子当掩体，一边没有目标地四处射击，一边急速地向镇外撤退。

查阅现在所能查到的所有史料，也无法查清一九三四年十月七日上午，在九时至十二时的三个小时内，第六军团先头部队的指挥员面对突发敌情为什么没有作出相应的反应。唯一能够说得通的推测是，他们完全相信了中革军委的电报，把当前的重大敌情判断成了企图骚扰他们的小规模的地方武装。在这生死攸关的三个小时内，他们既没有下达任何展开部队以抢占有利地形的命令，也没有部署一旦遭到袭击部队如何行动的作战方案。而这就意味着，在接下来桂军突然发起攻击的时候，除了周仁杰的先头营之外，整个第六军团从军团指挥员到普通官兵甚至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桂军在这三个小时里占领了甘溪镇北面和东面的制高点——群宝山和白虎山，迫击炮阵地设置完毕，机枪扫清了射界。桂军那些穿着土黄色军装的步兵在布满山脊棱线的低矮树丛中时隐时现，令山脊两面的山岭如在风中起伏涌动。其中，一个营规模的桂军沿着一条干涸的河床，分两路向甘溪镇的左右两翼迂回，远远地看过去像是两道浑浊的泥水正沿河道蠕动而来。而另一股桂军——其领头的一定是个富有作战经验和冒险性格的老兵——钻进了一条用厚木板封住顶部的暗水沟，这条暗水沟自镇北的小河一直通到镇中。十二时响起的枪声就是他们突然掀开头顶上的木板射出的。

短暂的交火之后，大批桂军成散兵队形沿着干河道冲过来。

桂军设置在制高点上的机枪和迫击炮一齐开火，掩护步兵前进。

这支一直追击着第六军团的部队，属桂军第十九师周祖晃部。

当桂军快要冲过河道的时候，周仁杰突然站了起来，驳壳枪和呐喊声同时响了：“打！”

此时，周仁杰依然没有接到上级的战斗命令。

在桂军被子弹和手榴弹暂时压制的空隙里，周仁杰迅速调整了部署：留一个连和一挺重机枪在原地阻击，命另外两个连爬上附近的一个无名高地挖掘工事，以迅速扫清机枪的射界。周仁杰的部署刚刚被实施，桂军又开始了兵分两路的冲击：一路仍从正面，另一路从侧翼的白虎山向下冲。桂军的火力十分猛烈，步兵很快逼近了红军的阵地前沿，其中的一部甚至已从阵地的右翼突了进来。

周仁杰问身边的教导员：“团部有什么指示？”

锡教导员回答道：“没有。”

周仁杰，湖南茶陵县一个农民的儿子，十七岁参加游击队，十八岁加入工农红军，十九岁加入中国共产党。自从他参加革命的那天起，他目睹过许多与他一样年轻的红军伤残或死亡，他早已不再考虑自己究竟能够活到哪一刻，尽管他和所有的红军一样曾无数次地梦想过美好的未来。

周仁杰沉默了一下，对他的教导员说：“必须把敌人顶住，准备牺牲吧。”

甘溪镇的枪声令第六军团先头部队的另一位营长刘转连顿时警觉起来。几乎在枪声响起的同时他开始迅速跑步前进，不一会儿，他看见了他的先头部队一连已经被猛烈的火力压制在一条山沟里。一连此时的处境几乎是绝境：山沟的一面是陡崖，官兵全部被压在沟底；而崖上的敌人一边居高临下地扔手榴弹，一边逐渐向下挤压。一连的通信员冒死从沟里爬了出来，报告说：一连没有手榴弹了。不但崖上有敌人，在沟底，身后的敌人正在大量增援。

与周仁杰同龄的刘转连也来自湖南茶陵县，他十八岁时就有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县苏维埃政府秘密交通员的革命身份。参加红军后，曾在苏区瑞金的红军大学学习，在那里他知道了马克思是一个什么样的德国人，以及马克思的主张究竟是什么。四十九团一营营长刘转连与周仁杰一样是战争的幸存者，当他们为之浴血奋战的新中国诞生后，他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北方的一个军区任中将副司令。

而在一九三四年的这个十月间，刘转连面对绝境的唯一念头是：不能让敌人冲下来，因为身后是毫无准备的军团机关。他命令一连坚持住，命令二连带机枪从侧翼迂回接敌，以减轻一连的压力。他还要求营部通信班和三连每人拿出一颗手榴弹支援一连。手榴弹是由人组成的插入前沿的一条传递线递过去的。得到手榴弹的一连立即在面前形成了一道火墙，往下挤压的桂军暂时被遏制了。

刘转连在这个短暂的瞬间向后看了一眼，他知道，必须在这里为大部队冲击出一条通道，无论为此将付出多大的代价。

然而，就在这时，桂军的枪声突然稀疏了。

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时刻。

尽管前面已经发生了战斗，但第六军团的指挥机关和主力部队依旧在通往甘溪镇的土道上缓慢向前。而桂军在正面进攻受到阻击之后，已开始分成两路向西运动，企图直接侧击第六军团。这就是说，此时此刻，红军与桂军双方的主力仍在迎面运动。于是，当第六军团指挥机关突然发现敌人就在眼前时，已经来不及给部队下达明确的作战命令了。

在先头部队五十一团的阻击方向上，桂军大部已经冲进了甘溪镇，并在镇南一个叫青龙嘴的高地与红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桂军猛烈的火力冲击令红军很难守住这一地势上的要地，军团机关被迫作出了全面撤退的决定。军团参谋长李达带领一个机枪连与五十一团和四十九团的两个团部向东南方向撤退。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军团长萧克、军团政治委员王震与军团机关和部分官兵一起离开土道折进了没有道路的山谷密林中。而已被分割包围的四十九团、五十团和五十一团，为了给军团机关赢得宝贵的转移时间，拼死阻击着桂军洪水般的冲锋。桂军武器精良，每个班都配有机枪，数十挺机枪一齐扫射，谷底中岩石上火光四射，坡上的枯草被飓风般呼啸的子弹引燃，熊熊大火映红了整个甘溪镇上空。

一营营长刘转连在最后关头开始组织正面强攻，力图给被包围的红军杀开一条血路。副营长樊晓洲命令机枪火力掩护二连冲击。红军士兵手扒着陡峭的崖壁缝隙，头顶着如雨的枪弹向上爬。不断地有人掉下来，不断地又有红军接着拥上去。在一排排长的带领下，二连最终爬上了敌人的阵地。司号员蔡百海在爬上崖顶的那一瞬间，一手提着号一手提着马刀喊：“营长命令，冲呀！”二连的官兵终于用血肉之躯在敌人的冲击线上撕开了一条裂缝般的生路。四十九团与五十团的官兵混杂在一起，从这道裂缝间向南撤去。他们不知道，前面一个叫羊东坳的山涧会成为他们的死亡之地。

羊东坳山深涧狭，只有一条很窄的水槽从那里通过。退下来的红军官兵拥挤在一起走上水槽，很快，木制的水槽断了。红军在水槽断裂的那个瞬间听到了迎面两百米处桂军阵地上响起的机枪射击声。桂军将数挺机枪聚集在一起，射出的子弹被狭窄的山涧挤压得异常迅疾而锋利，红军即刻出现大量伤亡，倒下的人重重叠叠地摞在了一起。到第二天战斗结束时，当地四百多位农民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才把这条山涧里的红军的尸体全部掩埋掉。

这一天傍晚，接近十七时的时候，周仁杰的前卫营接到了撤退的命令。他们把重伤员集中放在了镇东南尖峰山鞍部的草丛中，然后便在当地青年农民陈正财的带领下匆匆撤离了战场。三十九年后的一天，已经六十一岁的周仁杰再次来到了位于贵州东北部的这片草丛中，茂密的野草迎风而立，令山岭间萦绕着无边无际的低吟。身边的乡亲对周仁杰说，当年留在这里的红军伤员大部分被搜山的敌人发现后就地杀害了，少数还能动的自己爬到悬崖边滚了下去。

一九三四年十月七日，天快黑下来的时候，甘溪之战结束了。

受到国民党军凶猛追杀的红军第六军团，经过整整两个月异常顽强的突围之后，除了流尽鲜血永远倒下的官兵外，其余的红军相互间都失去了联系，他们分散消失在中国西南部山高谷深的茫茫密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