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王树增)_第九章夜郎之月（1 / 2）_长征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1935年1月·遵义

一九三五年一月五日晚，贵州北部大雨倾盆。

在距离遵义约四十五公里的一个叫团溪的小镇里，以卖戒鸦片药丸为生的土医生罗福元正和几个朋友在一间茶馆里紧张地商量着如何迎接红军的到来。罗福元经常到遵义城里去进货，结识了遵义的中共地下党员周司和。受周司和的委托，罗福元成立了一个“红军之友协会”，准备在红军到达遵义时安排住宿和筹集粮食。几个人的秘密商议一直持续到半夜，散伙后罗福元冒雨回家时，在空无一人的小街上没走出多远便吓了一跳：狂暴的风雨中，小街两侧的屋檐下，静悄悄地站着很多荷枪实弹的士兵。黔军绝不会在大雨中站得这么整齐。罗福元小心翼翼地上前一问，是红军！

红一军团二师六团渡过乌江之后，奉命迅速向前突击。官兵们在大雨中一直前进到了这个小镇，然后休息等待下一步的命令。没过多久，浑身湿透的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也赶到了这里。罗福元赶快招呼人为红军服务，但是六团的官兵坚持不进百姓的家，镇子里的百姓一时间都很感动。因为前几天，从乌江退下来的“子弹兵”——当地百姓这么称呼黔军第二十五军副军长侯之担的兵，不只是因为这是“侯之担”三个字的谐音，百姓们还说那些兵就会一个劲儿地开枪。“子弹兵”跑过这里时不但乱放枪，还抢了几家店铺。在百姓们拿出食物和热水招待红军的时候，刘伯承被领进了镇上西医杨德甫的家里休息。第二天凌晨时分，刘伯承接到了中革军委“迅速占领遵义”的电报，他随即带领六团自团溪出发了。临走的时候，刘伯承送给杨德甫一本宣传土地革命的小册子，还给了这位医生一张签有他名字的字条，字条上写着：“此为开明人士，不得侵犯其利益。”

接近中午的时候，侦察员报告说，距离遵义还有大约十五公里，前面的村庄是敌人防守遵义的一个外围据点。刘伯承立即命令六团分两路发起攻击，要求全歼，不能让一个漏网的敌人跑回遵义县城去报告情况。

六团的攻击开始了。老天好像漏了一样，雷声滚滚，暴雨倾盆，水雾弥漫。驻守在这里的是黔军易少荃旅的一个营，恶劣的天气使这个营的警惕性很松，而且他们认为即使乌江防线垮了，红军也不会这么快到达这里。于是，当他们被包围的时候依旧全然不知。红军的枪声响过之后，黔军在大雨中左冲右突企图逃出去，但是没有成功，包括营长在内的一部分黔军被打死，另一部分做了俘虏。为了了解遵义城内的情况，红军在俘虏中找出来一个连长、一个排长和几个出身贫寒的士兵询问，询问开始前红军给他们每人发了三块大洋。黔军官兵平时都听说红军个个青面獠牙，一旦落在红军手里就会被挖眼睛抽脚筋。可是现在，这些红军长官说话极其和气，放在他们每个人手上的光亮亮的大洋更令他们不知所措。在把遵义城内的情况全都如实地说出来后，俘虏们要求把自己的军服就地脱了。

刘伯承提出：“仗要打好，又要避免大的伤亡，还要节省子弹。”红一军团二师六团团长朱水秋和政委王集成为此想出了一个办法：化装诈城。

六团穿上黔军军服的官兵足足有一个营，除了留下一个战斗连以免诈城不成强攻时使用外，侦察排和全团的三十名司号员，都被挑选出来担任化装诈城的任务——为什么集中挑选司号员不得而知，也许是因为这些小红军个个都是心眼儿多多的机灵鬼。

负责化装诈城任务的干部是一营营长曾保堂。

曾保堂要求带上几名俘虏。

晚上九点，这支“黔军”出发了。天黑路滑，没走多久，他们个个浑身泥浆，草鞋被泥巴粘掉了，人人几乎都赤了脚，看上去倒更像是撤退下来的一支队伍。两个多小时后，他们接近了遵义城门。刚走近城墙墙根，城墙上就传来了喊话：“什么人？”俘虏兵用当地方言答道：“外围营的，受了袭击，营长已经死了，我们跑回来了。”在准确地说出了营长的名字之后，曾保堂听见城墙上开始了紧张的商量。这时候雨停了，星星冒了出来，夜色也明亮了一些。城墙上的手电向下照，在曾保堂的示意下，小司号员开始乱喊乱叫，说红军就要追来了，再不开门老子就开枪了。又过了一会儿，吱呀呀的一声响，遵义的城门向红军打开了。

曾保堂一声呼哨，红军官兵一拥而进，他们一口气冲上城墙，割断电话线，把缴了械的黔军关进了一间屋子里。然后，三十名司号员齐聚城头，一起吹响了军号。这是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的凌晨，可以想象贵州北部那座还在睡梦中的山城遵义，在如此声势浩大的军号声中骤然醒来的时候该是多么的惊讶。遵义城内的黔军守敌，除了被打死的和投降的之外，剩余的都从城北门仓皇逃走了。而在遵义正南面的大路上，刘伯承骑着快马飞驰而来，雨衣被风鼓荡得如同一面旗帜，跟随在他身后的六团官兵一片杀声蜂拥而至。

遵义城就这样被中央红军占领了。

城内的百姓纷纷走出家门，想看看进城的红军是什么样子——“没啥子特别，身上全是烂泥巴。”不过百姓们还是围着红军不走，因为自乌江那边打起来之后，逃到这里的黔军都说，渡乌江的红军个个身穿“盗甲”，骑着“水马”，在乌江江面上行走如履平地。六团的一名干部开玩笑地在曾保堂住的房门上贴了张纸，上写“第一水马司令部驻此”，结果百姓们把这里围了个水泄不通，要求看看红军的“水马”和“盗甲”是什么样子，他们还想看看“第一水马司令”长得是不是人的模样。曾保堂站了出来，他借机作了演讲，说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穷人的队伍，一不拉夫，二不派款，三不打人骂人，专打军阀恶霸土豪劣绅。“第一水马司令”的模样让百姓们很失望，但是曾保堂的演讲却受到了热烈欢迎。

六团在遵义全城布置了警戒之后，奉命先去打一个全城最坏的土豪。百姓们说最坏的应该算是“柏拐子”。“柏拐子”就是黔军师长柏辉章，他在遵义城里有一座巨宅，两层木楼，很漂亮的凉台，凉台下是一条小街。红军进去之后发现，柏辉章一家人全跑了，只剩下一个姨太太。红军把这个吓得面如土灰的女人关了起来，然后就开始搜查这座巨宅。柏辉章已经把大部分贵重财物转移了，金子和银子都没有找到，只搜出不少的衣服、布匹和大量的点心。从头天晚上就一直没有吃东西的红军官兵一边吃着点心，一边把柏师长家的衣服和布匹从凉台上往下扔。红军很快就发现，这里的百姓和有些地方害怕报复不敢要浮财的百姓不大一样，遵义城里的穷苦民众拥挤着，争先恐后地抢着军阀恶霸的财物。红军官兵专门往那些衣衫最破的老人和孩子身上扔。看见一位抱着孩子的大嫂挤不上来，就有官兵专门跑下去塞给她一大块布。很快，县城里的大街上又响起了军号声，红军官兵告诉百姓们：“要开大会哩！要演戏哩！”

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在完成突破乌江的战斗后，连续三天三夜没休息，紧跟在六团的身后开进了遵义城。进了城就派人上街去采购，说是要“补新年”。负责采购的给养员们在一起议论说，这里的盐巴太贵，猪要整头买才便宜。“补新年”的年货还没有买回来，刘伯承的命令就到了团部，要求四团立即出发，不但要追击逃跑的黔军，占领娄山关；还要马不停蹄地继续向北，占领黔西北的重镇桐梓和松坎。

在连续的急行军之后正躺在街边睡觉的四团官兵，被团长耿飚和伤愈归队不久的政委杨成武一一叫醒。军号在前面吹，队伍在后面出了遵义北门。出了遵义城的耿飚仍对没能过上新年耿耿于怀，说是连块“补新年”的蛋糕都没吃上一口。机灵的警卫员立即骑上骡子返回遵义。一会儿这位小红军气喘吁吁地回来了，还没到耿飚跟前就喊：“团长，买来了，这回能过新年了。”耿飚打开一看，说：“真是个土包子，你买的这是米糕！”警卫员嘟嘟囔囔地不服气：“我们江西的鸡蛋糕就是这个样子的。”

从遵义到娄山关六十公里，一条弯曲险峻的山路穿过这里直通桐梓。吃了“蛋糕”的四团官兵在行进中做好了战斗准备，所有的干部都被要求走在战斗单位的最前面。在对一个叫板桥的小镇实施了攻击后，一个排的黔军被击溃。黔军刚一跑，小镇的家家户户立刻挂出了桐油灯。红军一问，百姓说这是这里迎客的风俗。四团立即召开了群众大会宣传红军的宗旨，然后根据百姓的指认抓了几个当地的大地主。红军分发财主浮财的时候，不少贫苦农民要求跟红军走。在板桥镇，四团官兵终于吃上了几天以来的第一顿饱饭，都是从地主家弄来的，有肥肉、腊肉和鸡鸭。几个老人为红军指点了一条通往娄山关的秘密小路，红军准备了大量攀登用的绳索、竹竿和铁钩子，然后部队向着娄山关出发了。

为了保证打下娄山关这道险要的关口，四团每个干部都指定了万一自己牺牲后的代理指挥员。逼近关口的时候，一营在营长季光顺的带领下，沿着弯曲陡峭的山路开始了正面主攻，二营为预备队。侦察队队长潘峰带领侦察队和工兵排由右侧迂回，试图在无路的悬崖上寻找可以攀登上去的地方。这时候，通信班把电话线接好了，耿飚拿起话筒刚要向师里报告情况，没想到话筒里传来了黔军通话的声音——王家烈的军部在与侯之担的师部通话。不知怎么搞的，红军和黔军的电话线串在一起了。为了利用这个难得的情报来源，耿飚让攻击的部队暂时停一下，自己则专心地听着黔军的电话内容。

十几分钟后，当耿飚听到电话里说“军座命令我们赶快撤退，不然就没后路了”的时候，他立即向四团下达了攻击的命令。黔军用猛烈的火力封锁着狭窄的关口，正面攻击的一营艰难地一点点向上推进，就在快要接近关口的时候，迂回的侦察队突然从右侧的山上出现，高喊着“杀呀”一路冲了下来。黔军立刻放弃阻击阵地向北逃去。四团的官兵紧追不舍，黔军丢弃的枪支子弹、雨伞包袱，还有烟枪，甚至是脱下来的军装散落了一路。耿飚和杨成武大步上关，在黔军伤员的呻吟中，他们看见关口上立着一座石碑，上刻“娄山关”三字，关下云雾缭绕，山路如丝。

四团追击黔军一直追到遵义以北七十多公里处的桐梓，先击溃了黔军两个团的阻击，然后和黔军的一个重机枪连接了火，这个连抵抗了一阵子也撤退了。一个逃跑的黔军士兵在黑暗中喊了一句：“红军长官，机枪扔在草垛里啦。”最后，四团占领了贵州与四川交界处的松坎，这里距离遵义已有近一百公里。

桐梓是黔西北重镇，是王家烈的老家。这是一座风景奇特的小山城，城里漂亮的小洋楼特别多，都是贵州的军阀、官僚和大商人在这里修建的别墅。打下桐梓的耿飚和杨成武不但每人住洋楼一座，而且全团每个排也都住上了一栋洋楼。军阀和大商人在桐梓附近的秘密山洞里藏着的不少黄金和银元，统统被红军搜查了出来，红军用其中的一部分银元买了不少布匹给官兵们做了新军装。桐梓城外还有一个发电厂，红军官兵从没见过这东西，不少人还好奇地去参观了。发电厂的老板说，黔军逃跑的时候把他的汽车抢走了，现在无法运煤也就无法发电了。于是杨成武命令团机关派人帮助发电厂运煤，结果还没到晚上，桐梓县城洋楼里的电灯全亮了。对于红军官兵来讲，电灯是很新鲜的玩意儿，不少官兵从没见过，有些战士走的时候把灯泡拧下来带上了，说是用它照明和点烟都很方便。

在桐梓，耿飚接到了调任红一军团一师参谋长的命令，四团的新任团长名叫黄开湘。二十七岁的黄开湘过去在方志敏那里工作，曾担任过红一师政委和红一军团供给部政委，军政两方面都有丰富的工作经验。那时，耿飚正迷恋吹口琴，吹的都是中央苏区的诸如“一马打到抚州城”的革命山歌，他说吹着这些山歌就不会忘记苏维埃共和国的美好时光。离开四团的时候，耿飚叫警卫员把自己的骡子送给了腿伤刚好的杨成武，杨成武心里舍不得耿飚走，顺着口琴的声音找到了他。杨成武说：“等革命胜利了，咱们要是能够到苏联去一趟该多好啊！”耿飚说：“带上咱们的红四团一块儿去！”

红三军团的任务是封锁贵阳至遵义的通道，以阻击北上追击红军的国民党军。军团一部从茶山渡渡过乌江之后，进驻遵义以南四十五公里处的尚嵇镇。这是一个处在交通要道上的镇子，因通达四方而客商云集。在这里跑生意的商人钟光福曾在榕江旁听过红军的大会，回到尚嵇镇后，到处对百姓说红军是穷苦人自己的队伍。当中央红军还在乌江作战的时候，钟光福就召集尚嵇镇的一些开明人士筹备“欢迎红军维持会”，并以这个组织的名义筹集了四千多斤大米。“欢迎红军维持会”的成员之一、经营纸店的掌柜梁德培无偿地拿出纸张，于是，尚嵇镇一夜之间贴满了欢迎红军的标语和三角形的小红旗。

一九三五年一月五日下午，红三军团五师开进尚嵇镇。那一天正是尚嵇镇赶集的日子，在钟光福的带领下，百姓纷纷站立在街道两旁欢迎红军。五师师长李天佑住在一个叫周蕴桥的人家，师部设在了镇小学校里。五师的官兵自觉遵守群众纪律，在小吃摊上坚持先付钱后吃东西，而且从不讨价还价，弄得全镇的商贩们满心欢喜。红军部队采购大宗的食品和物品付的是苏维埃纸币，红军说拿着纸币可以到师部去兑换大洋。有些吃过黔军亏的商贩拿着纸币不敢去，于是采购的红军战士亲自领着他们去，商贩们果然换来了大洋。这件事成了尚嵇镇街头巷尾的美谈，百姓都说天下的军队就数红军说话算话。

住在尚嵇镇附近村庄里的教导营专门召开了儿童会，红军把村里的苦孩子都叫来，一个一个地发糖果和米花，然后教他们唱红军歌曲。军团还特别要求官兵们如同在中央苏区时一样，为驻地的百姓干农活，因此只要有红军驻扎的村子总是很热闹。红军官兵也仿佛回到了中央苏区，唱歌、演讲、训练的时候口号声格外嘹亮，就连一直心情压抑的军团长彭德怀也开朗了许多。军团部设立在一个叫懒板凳的地方，彭德怀亲自参加群众大会。他是穷苦人出身，因此对穷苦人家充满同情。他的警卫员总是背着个大包袱跟着他，包袱里是打土豪时留下的一些银元、盐巴和布料，只要走在前面的军团长看见特别苦的人，小警卫员就会立刻打开包袱送出去一些东西。但是，彭德怀选择送东西的对象很苛刻，要是真正的穷苦人，还要是受到地主欺负的穷苦人，因此他的大包袱很长时间里都是满满的。警卫员不愿意背着大包袱行军作战，彭德怀为此严厉地批评了这个小红军。红三军团驻扎在懒板凳的最初几天里，因为没有敌情，彭德怀常常蹲在门口与老人孩子说笑谈天。军团指挥部向别的村子移动的那天，一大清早，百姓们看见这个红军里的“顶大的官”扛着块门板沿街喊：“这是谁家的？”——红三军团的军团长要把用来当床板的门板送还给老百姓。

至一月八日，中央红军各军团均已到达指定位置：红一军团在遵义北部；红三军团在遵义南部；红五军团进驻团溪镇，主力一部驻守羊岩河渡口，另一部驻守瓮安江界河，还有一部驻守草塘；红九军团进入湄潭和牛场地域，与红五军团共同构成了遵义东南方向的防线。至此，以遵义为核心，向北延伸一百多公里，向南延伸四十多公里，向东南延伸八十多公里，向东延伸四十多公里，中央红军基本控制了黔西北地区南北长约两百公里、东西宽约一百公里的区域——新的共产党苏区根据地已经呈现雏形。

一九三五年一月九日，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城。

连日大雨中的行军让所有的人都一身泥泞，于是所有的人都在城外的小河边洗了脸。遵义城内的百姓拥挤在街道的两边看“朱毛”，他们一直把朱德和毛泽东当做是一个人。由于在进城之前就和保卫局局长邓发打过招呼，于是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一起住在了黔军旅长易怀之的公馆里。毛泽东显然对这个住所很满意，他站在易公馆气派的大门前说：“看起来很不错，这是个大人物住的地方。”周恩来、朱德和刘伯承住在黔军师长柏辉章的巨宅里，那里同时是红军总司令部和军委作战局的办公地点。国家保卫局住在福音堂，总政治部住在天主教堂，休养连住在省立第三中学，负责全城警备任务的干部团住在何家公馆。博古和李德没有被分配在红军领导们集中的地方居住，他俩被分别安排在了柏辉章公馆附近的两个小院子中。

中央红军迫不及待地在整个遵义地区开始了建立根据地的工作。

红军派出了大量的工作人员深入到每一个集镇村庄，打土豪，分浮财，动员贫苦群众，建立党组织和革命政权。短短几天之内，带有地方政权性质的十三个革命委员会在遵义附近各县相继成立，游击队、赤色工会、红色儿童团、革命先锋队、土地委员会、清算委员会、农民协会、斗争委员会、贫农团、红色妇女先锋队和抗捐委员会等名目繁多的革命组织也相继建立。而声势浩大的“扩红”运动在数天之内就吸收了至少四千多青年农民加入了红军。

共产党人从来就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把革命的声势造得天翻地覆。红军官兵们张贴和书写标语的积极性无与伦比。从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一直到刚刚入伍的新战士，红军中几乎人人都有书写标语的热情。在长征途中，无论处境如何艰险，红军官兵都要在他们所经过的墙上、树上和岩石上留下表达他们思想感情的标语和口号。当时的《红星报》刊登过指导红军官兵如何写标语的文章，文章说：要多写关于群众斗争的标语，要照底稿写，不要敷衍了事。部队所到之处，墙上和房子外面都要写满。写的时候不仅可以用粉笔，还要用各种颜料，要写得清楚漂亮，并且不容易被擦掉。为此，红军总政治部专门表扬了一批写标语成绩显著的单位：一个直属连队两天内写了六百多条标语；一个机枪连宿营的时候天黑了，但是官兵们点着火把写了一百多条标语；还有一个连队的宣传小组平均每天写标语十条以上。

中央红军到达遵义后，整个遵义城立即成了各种标语口号的海洋。

“红军为土地革命而战！”

“红军不拿群众一点东西！”

“欢迎白军弟兄拖枪过来当红军！”

“打倒蒋介石，工农坐江山！”

在遵义的玉皇庙前写标语的是一个年仅十七岁的女红军，她手提墨桶站在板凳上，在山门两侧分别写了“白军兄弟不打红军，北上抗日去”和“只有苏维埃才可以救中国”两条标语。年轻的女红军字写得好，写字的样子也好，百姓们一路跟着她观看啧啧称奇，因为他们从没见过世上有这样好看的女兵。更能吸引百姓的是红军宣传队的文艺演出。红军总政治部和各军团的宣传队轮番上阵，为演出搭起的台子上夜夜汽灯明亮。红军演出了活报剧《打倒军阀王家烈》。剧中的王家烈抓兵派款无恶不作，后来红军来了，带领“干人”们把他活捉了。女红军王泉媛被要求扮演王家烈，因为大家认为她模样长得狠。王泉媛很不愿意，但是为了革命还是执行了命令，并且竟然演得很生动，惹得台下响起一片“打倒王家烈”的口号声。青年学生们最喜欢的还是女红军教他们唱的革命歌曲，在那几天里，遵义满城都是“轰、轰、轰，我们是开路先锋”的歌声。

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了！成立的过程几乎和在瑞金建立苏维埃国家时一样。大会召开的消息早几天就在民众中传开了，有谣言说到时候会场四周会架起机关枪，要把参加会的人全都打死。但是，到了开会的那一天，会场四周到处是红旗和标语，红军官兵们穿得很干净坐在会场上歌声震天。博古、毛泽东、朱德、陈云等共产党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央红军的领导人在主席台上坐成一排。大会由博古主持，毛泽东和朱德都讲了话。毛泽东问会场上的群众：你们中间有没有“苗子”？毛泽东的意思是有没有苗族同胞，但是被群众听成了有没有“庙”，于是会场上的人齐声回答：“有！”接着，中央红军中一个遵义籍的战士和省立第三中学一个叫李小侠的女学生分别代表红军和群众发了言。最后，博古宣布遵义工农兵临时政府正式成立。包括当年发言的那位女学生李小侠在内，几位参加过这次大会的人多年后都异口同声地回忆说：在大会上，我们听见红军领导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定在遵义。

这就是说，中央红军进入遵义地区还不到十天，贵州的遵义就取代了江西的瑞金，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

这是一个奇特的时刻。

大会之后，红军篮球队和省立第三中学篮球队进行了一场友谊赛，红军总司令朱德是红军篮球队的队员之一。

年已半百的朱德笑眯眯地在球场上奔跑着，这个场景令把球场围得水泄不通的遵义百姓恍如隔世。如果说大量的标语、化装演出，甚至是买卖公平仍不足以让民众对共产党人和工农红军产生由衷的信任的话，那么，朱德在一片欢笑声中与战士和百姓一起玩篮球的这个瞬间给予他们心灵的触动，足以令他们终生难忘。这里的普通百姓自古以来见过各色各样的武装，无论是“绿林”还是“山匪”，无论是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军还是王家烈的黔军，可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像红军这样的军队——士兵不欺负百姓，长官不聚敛钱财，官与兵皆纪律严明，精神振奋，人人对未来满怀热切的向往。难道真和红军宣传员们说的那样，人间果真有这样天堂般的世道不成？

红军就是这样一支由政治精英和普通战士平等地组合在一起的军队，是过去的中国从未有过的为了所有官兵的共同理想出生入死的军队。

遵义，一个让红军官兵充满梦想的小城。

对于红军官兵来讲，关于国家的红色革命信仰和拥有一块土地的梦想和谐地混合在一起，使他们能够把种子和信仰一起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播种下去，然后渴望着收获人间平等与自由的硕果，这是他们在战斗中鲜血即将流尽的最后时刻也不愿意放弃的梦想。

而今梦想又一次要实现了，尽管是在他们还很陌生的这个叫遵义的地方。

对于个体生命的流程来讲，即使感受到瞬间幸福也弥足珍贵，因为有幸感受到这种瞬间的人并不多。遵义城中的红军官兵是一群幸运的人——尽管被后来的历史称为“长征”的军事大转移最终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而遵义只不过是中央红军万里征途上的一个最初的落脚点。

就在军委纵队开进遵义城的第二天，那个先失乌江又失遵义的黔军将领侯之担给他的一连串的“上级”发去了一封特急电报。特急电报毕恭毕敬地请一连串的“上级”“钧鉴”，包括：“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主席林［林森］、行政院长汪［汪精卫］、军事委员长蒋［蒋介石］、各部长、北平何部长［何应钦］、汉口张副司令［张学良］、何主任［何成浚］、宝庆何主席［何键］、南宁李总司令［李宗仁］、柳州白副司令［白崇禧］、广州陈总司令［陈济棠］、巴县［重庆］刘督办［刘湘］、云南龙主席［龙云］、贵阳王主席［王家烈］、犹［犹国才］总指挥”：

共匪朱、毛西窜，自上月中旬由湘入黔，此剿彼窜，狼奔豕突，直趋乌江。担奉命总领后备军，率教导师全部沿乌江三百余里扼防，构筑堰固截工事，严阵以待。匪于一日抵江来犯，担部沉着应战，防制该匪于南岸，俾追剿各部易于成功，该匪竟猛攻三昼夜，片刻未断，各渡均以机炮集中轰击，强渡数十次，均经击退，毙匪、溺匪约三四千名，浮溺满江。冬［二日］午，匪忽增加至二三万之众，拼命强渡。担抑体钧座埋头苦干之训诲，督各部死力抵抗，务祈追剿各军一致奋击。无如众寡不敌，我林旅守老渡口、岩门之一五团，被该匪机炮灭净。匪于冬日午后五时，突过乌江，不得已收集各部退守湄潭龙岩一带，死守待援，以图反攻。该匪渡江后，节节进攻，连日激战肉搏，担部虽伤亡过重，仍以孤军固守遵义。至虞晚，匪以大部攻城，卒以寡不敌众，弹尽援绝，不得不暂率所部背进于娄山关及长岗山之线待援。现匪之主力在遵、湄等处。担部正整顿补充中。查共匪为全国公敌，此间军民等早已具杀敌决心，山河可残，壮志不磨。谨电告明，伏乞睿察，并请中央早颁围剿明令，期于一致进行，以达早日歼灭之效。

二十五军副军长兼剿匪后备总指挥侯之担叩。

侯之担所有的“上级”都知道，担部既没有“沉着应战”，也不曾“死力抵抗”，更不曾“激战肉搏”；特别是，正在“整顿补充”中的担部早已经没有了一兵一卒。带着全家竟然一口气逃出了贵州的侯之担，看上去先是被红军的进攻吓蒙了，后来又被国军的严斥吓蒙了，于是，无论天南地北把国民党党政军有头有脸的人全拜到了，以解释令他自己和他的担部无论如何都难以自圆其说的一路溃逃。病急乱投医，结局是——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八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电：“查侯之担迭失要隘，竟敢潜来渝城［重庆］，已将其先行看管，听候核办。”

就在中央红军军委纵队进入遵义的那一天，薛岳在贵阳表示一定要“救黔军于水火”。薛岳挽救黔军的使命包含着蒋介石的两个企图：一、消灭朱毛红军；二、使贵州中央化。而国民党中央军“追剿”计划的明确目的是：将红军歼灭于乌江西北地区。针对中央红军在遵义地区停留，向北可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向东可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趋势，薛岳沿遵义地区南面的息烽、东南面的瓮安、东面的湄潭制定了一条前出追击线，这条环状的追击线意味着国民党军将从三面向遵义合围。一月十二日，蒋介石复电，命令四川刘湘的川军、湖南何键的湘军、广东陈济棠的粤军和广西白崇禧的桂军“渡过乌江，联络各友军，跟踪追剿，以收聚歼之效”。这时候，国民党军对中央红军的“追剿”，内线作战区域在川黔地域，目标是“限匪之流窜或合股”；外线作战区域已扩至湘、滇、鄂、陕，目标是“利用关隘、江河封锁，造成会剿态势”。

一月中旬，国民党军近四十万大军一齐向遵义地区压了过来：

国民党中央军薛岳的八个师已经推进到遵义南部的清镇、贵阳一线，其前锋到达了距离遵义约七十公里的息烽。湘军刘建绪的四个师已经推进到遵义以东的乌江东岸，与红五军团隔江对峙。粤军和桂军的八个师已经从南向北进入贵州，并且迅速推进到了遵义东南部的都匀、马场坪一带。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组成了总指挥行营，统一指挥滇军以防中央红军进入云南，并派出了第二、第五和第七旅从西面进入了贵州境内，并继续向东逐步推进。而在遵义的北面，为了防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川军将领刘湘专门成立了川南“剿匪”总指挥部，任命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教导师师长潘文华为总指挥。川军三路主力部队严密封锁了从贵州进入四川的所有要地。其中第一路军的四个团已经渡过长江，抵达了川黔边界地带的古蔺和叙永地区，与原来驻守在那里的川军一个旅共同对赤水地区进行防守；第二路军则直接从川南进入贵州，到达了贵州西北边界上的赤水县。一月十四日，王家烈对黔军进行了重新部署，命蒋在珍部经瓮安、余庆向湄潭、绥阳方向前进，命柏辉章师和何知重师经息烽直接向遵义和桐梓方向进攻。同日，黔军的后备部队已经控制了赤水河的上游。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追剿军”总指挥何键向国民党军各路大军发出了向遵义地域发动全面进攻的作战命令。

正是这一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黔军师长柏辉章公馆二楼的一个房间面积不大，有一个带镜子的橱柜，两面镶嵌着彩色玻璃的窗户可以向外打开，天花板上吊着一盏煤油灯。房间的中间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些茶杯茶碗和一些当地产的粗糙的糖块。桌子周围有一些木椅、藤椅和长凳子。因为天气寒冷，房间里还生了一盆炭火。

十五日晚上七点多，与会者陆续到来，房间顿时显得有些拥挤，尤其是王稼祥被担架抬进来的时候，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大家都移动椅子以便让担架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上。

参加遵义会议的共有二十个人，与会者伍修权的回忆是：“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和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和凯丰，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会议扩大到军团一级干部，有一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三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五军团的政委李卓然因为战事迟到，在会议开始后才赶到；邓小平同志先以《红星报》主编身份列席会议，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正式参加会议。李德只是列席了会议，我作为翻译也列席了会议。”

关于遵义会议的酝酿过程，后来的各种叙述充满太多的臆想，臆想大多源于在老山界崎岖的山路上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的秘密交谈。建议召开这样一次会无疑是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共同商议的结果。有史料显示，他们甚至就谁在会议上首先发言讨论了很久。因为自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之后，作为共产国际的五十七个支部之一，中国共产党一直处在共产国际的绝对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任何重要的会议决议，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才算生效。尽管毛泽东对此十分反感，但是此前的客观形势没有改变这一现状的机会。

三个人讨论的最后结果是由张闻天首先发言。原因是，政治局常委的名单顺序是博古、张闻天、周恩来和项英。张闻天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人民委员会委员，那么即使将来共产国际过问，他的资历也完全可以抵挡可能出现的质疑——自从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以来，共产党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报联络已经完全中断，毛泽东一直等待的那个有利的契机终于出现了。因为是否得到处在异国他乡的共产国际的认可，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来讲，已经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了，红军的生存问题迫在眉睫，为此必须调整现行的政治和军事策略。

遵义会议的两个议题是：一、就中央红军下一步的行动作出决策；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和教训。第一个议题在没有争论的情况下很快达成了决议：根据目前严重的敌情，遵义已不适合建立根据地，中央红军应该迅速北上，于川南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第二个议题引发了争论，这一次的争论是真正的政治交锋。

关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和教训，首先由博古和周恩来分别作“主报告”和“副报告”。两个报告都是在总结自一九三三年博古和李德进入中央苏区以后，红军在军事上逐渐陷于被动的原因和教训。但是，两个报告的观点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前者强调的是“敌人的过分强大”，虽然涉及了自己“在军事路线上所犯的错误”，但是开脱和辩解的成分很大，最后的结论是：“战略上是正确的，错误是执行中的错误。”而周恩来的报告强调的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自我批评的态度十分坦率。从中国共产党复杂曲折的政治历史上看，应该说这时候的博古在做人上还是十分坦荡的——这个年仅二十八岁的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青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负责人，自然要对中央红军所遭受的重大损失承担首要责任。但是，不能因此否认这个年轻的革命者一直在为他所追求的理想作着最大的努力。现在，他之所以不愿意承认在军事策略上存在错误，一方面是因为他对共产国际的盲目尊重，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幼稚。

没有史料显示，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与周恩来私下里有过更密切的接触。但是当周恩来作完报告之后，通过翻译，李德终于确定了一个他不愿意接受的现实：周恩来已经不再维护他和博古的领导权威了。

周恩来发言之后，毛泽东说：“洛甫同志有材料，要念一念。”

张闻天从评价博古的“主报告”基本不正确开始说起，尖锐地批评了五次反“围剿”中的战略战术、不利用福建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兵变的时机、不顾敌情机械地坚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等错误。同时，张闻天还引用了大量的斯大林语录，详细批驳了把红军的损失归结于敌人过于强大的说法，认为如果这样就会不可避免地得出“敌人的‘围剿’根本就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结论”。张闻天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特别是博古的震惊，因为对博古的批评就是对李德的批评，而之前从没有人尝试过如此激烈地批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尤其是批评出自于曾和博古同属于“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阵营的张闻天。

会议休息的时候，博古和李德心情抑郁。

毛泽东对刚刚赶到的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说：“怨声载道啰……你明天在会议上讲一讲。”

下午会议再开始后，毛泽东一反总是到最后才开口的惯例，开始了长达近两个小时的发言。毛泽东的讲话没有原始记录，根据陈云的说法，毛泽东讲的就是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那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此文发表时，标注的时间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那时，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已经结束，毛泽东胸有成竹地住在中国西北黄土沟壑中的一间窑洞里，他在那里写下了大量充满中国智慧与伟人韬略的文字——毛泽东的发言有意而巧妙地回避了政治路线问题，因为他知道解决政治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如果现在就陷入是否纠正共产国际政治路线的纷争中，日益紧迫的军事危机很可能会使红军面临致命的危险。毛泽东讲的实际上是一堂军事启蒙课。他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现实；从国情到军情；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到中国内战的政治策略和军事策略；从《水浒传》里洪教头和林冲的一场打架，到共产党红色武装的游击战术；从“丝毫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的急性病”，到“保守主义”、“逃跑主义”、“拼命主义”等等，毛泽东出口成章，侃侃而谈。他的讲话让与会者，尤其是那些军团指挥员们听了很顺耳，他们在毛泽东的诙谐幽默中不断愉快地开怀大笑。

伍修权无法将毛泽东的那些中国式的幽默翻译给李德，但李德从与会者的表情和笑声中认定毛泽东的发言十分受欢迎——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不断吸烟的李德此刻被严重地冷落了。毛泽东天马行空般的发言最后落在了李德的军事指挥上：“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画，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

王稼祥在毛泽东之后发言。他的伤口在化脓，体温很高，周恩来让他躺着说，他还是挣扎着坐了起来。王稼祥的发言很简短，但是很有分量：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建议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他投了我关键的一票。”数十年之后，毛泽东依旧这样说。

会议一共举行了三次，都是在晚饭之后。从第二个晚上开始，与会者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朱德的发言很简单：“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然后是聂荣臻、彭德怀、刘伯承、李卓然，红军军事指挥员们先后发言，全都赞同毛泽东的观点，对李德的盲目指挥怨声载道：部队损失严重；官兵思想混乱；保密工作要做，但是仗都打不赢，保密还有什么意义？连前沿哨位放在哪里都需要请示，这样一来怎么打仗？指挥错了还不能批评，批评就是机会主义，甚至是反革命。刘伯承说：“这顶帽子吓死人。”

伍修权回忆说：“当时会议的气氛虽然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如果说有争吵的话，那就是时任共青团书记的凯丰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不满——当王稼祥明确提出让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的时候，凯丰忍不住插话说，博古的报告是正确的，毛泽东的指责是偏激的，工作上的缺点不涉及马列主义的原则，批评不允许夸大。在说到军事指挥时，他说毕竟李德在莫斯科接受过系统的军事训练，而毛泽东“只会看看《孙子兵法》翻翻《三国演义》”。

凯丰的话严重地刺痛了毛泽东，他一生都没有忘记凯丰对他的讥讽，以至三十年后他再次提起这件事：“党内有同志说我打仗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能照书本？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船……”——当时，毛泽东反驳说：“你读过《孙子兵法》吗？几章几篇？为什么我们不能学学我们的老祖宗？”

李德问伍修权：“他们在吵什么？”

伍修权说：“他们在说中国的一个古人。”

毛泽东所说的“逼使我翻了船”，指的是日后让博古交出领导权。

会议最后补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以补上因留在中央苏区生死不明而一直空缺的项英的位置。这已经是一个很惊人的“翻了船”的事件了，因为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党的最高决策层。会议解除了博古的中央总负责人和李德的军事顾问职务，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同时中断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在接下来的政治局常委分工中，会议明确了毛泽东的地位：“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尽管当时毛泽东还处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的位置，但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政治伙伴关系自此开始确是事实。虽然不久之后两个人的地位便发生了颠倒，但是，这一对中国和世界当代历史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关系一旦确立便惊人地稳固——从一九三五年初一直延续到一九七六年两个人先后走到生命的终点。

对于被驱除出中央红军的军事决策层，李德最大的忧虑是中国共产党脱离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将会失去“正确方向”。他在回忆录中说：

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党的领导完全同外界隔绝，此事造成的后果尤其严重，他们从国际共产工人运动那里，具体地说就是从共产国际方面，既不能得到忠告，也不能得到帮助。所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农民的、地方性的和民族主义的情绪，就能够不顾马列主义干部的反对而畅行无阻，甚至这些干部本身也部分和暂时地为这种情绪所左右。

虽然李德跟随中央红军最后走完了漫长的长征之路，但是他在中国的使命自遵义会议后基本上已经完结。一九三九年李德离开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回苏联，在延安机场登机前他看见了毛泽东，那一瞬间他甚至有了一些感动，他以为毛泽东是来为他送行的，而且会对他为中国革命做过的一切说些什么。但是他很快就明白了，毛泽东是为送毛泽民等人去苏联而来的。毛泽东见到李德客气地和他握了手——“毛泽东也祝我一路平安，他在向我握手告别的时候，流露出一种有节制的礼貌，但没有一句感谢和认可的话。”回到苏联之后，李德经过了共产国际的严格审查，最后的结论是“虽然有错误但免予处分”。他被分配到莫斯科一家外文出版社工作，负责把德文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翻译成俄文，再把俄文版的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翻译成德文。斯大林去世之后，李德终于回到自己的祖国，一九七四年他在德国去世。

遵义会议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次会议。它在革命的危急时刻使党对红军的“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更重要的是，它使毛泽东从此开始了他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

遵义会议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成果。如果站在当代中国的角度回首历史，这一成果便会更加凸显其重要意义，这就是邓小平的命运变化。邓小平是一个命运坎坷的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艰难曲折的历史中，每当政治生活发生变动，他往往就会因遭到批评而经历磨难。这个小个子四川人性格坚忍不拔，十六岁那年他漂洋过海到法国，加入了周恩来创建的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一九二七年回国后先在冯玉祥的部队中工作，后到上海任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一九二九年被派往广西，组织了著名的百色起义，随即担任红七军政治委员。邓小平于一九三一年到达中央苏区，不久后他的坏日子来了，因为被列在“毛派”阵营里，他被撤销了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职务。一九三五年初，邓小平能够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说明他已开始重返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这一变化足以令数十年之后的中国人感到庆幸，尽管当时在柏公馆二楼的那间房间里，邓小平一直默默无闻地坐在一个角落里。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仅仅参加了一天的会议就匆匆赶回部队了，因为负责遵义南面防线的红三军团已经与推进到那里的黔军开始了战斗。

这一次，黔军推进的速度如此之快，作战的积极性如此之高，原因很简单：率领部队作战的是黔军师长柏辉章，而共产党领导人此刻正住在他在遵义城中的巨宅里。

一月十六日，柏辉章部的三个团向驻守在刀靶水的红三军团五师的阵地开始了进攻。战斗从早晨一直打到晚上，由于黔军的攻击异常猛烈，五师开始放弃一线的阻击阵地向北撤退。十七日下午，黔军继续推进，傍晚时分再次与红三军团发生战斗，双方的拉锯战持续了五个小时。天完全黑下来之后，五师在一个叫赵士杰的儿童团团员的带领下开始向北转移。十八日，黔军占领了遵义正南方向四十公里处的刀靶水，同时占领了遵义正东方向六十公里处的湄潭。

十九日，朱德发布命令将“军委纵队改为中央纵队”。同一天，红军总部和中央纵队撤离了遵义。

心急如焚的柏辉章带领黔军疯狂地向遵义冲来。一路上，他不断担心着自己的巨宅会被“赤匪”弄成一片平地。柏辉章几乎是跟着中央红军的后卫部队一头冲进了遵义，冲进了自己的那座巨宅，他在院墙上看见了这样一条标语：“不发军饷就不打仗，拖枪过来当红军！”柏辉章从一楼看到二楼，在二楼的那个房间里，他闻到了浓烈的烟草味，看见了一地的烟头。黔军师长柏辉章，据说遵义城里“所有赢利的产业都有他的份额”，这个遵义城里最大的财主没有特别的伤心，因为究竟自己的巨宅还在。柏辉章唯一没有想到的是，在他花了大价钱修建的这座中西合璧的公馆里，不但刚刚发生了一件即将影响中国历史的大事，而且数十年之后，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遵义会议在此举行，这座巨宅成了纪念中国革命胜利的标志性建筑。

虽然不能在遵义建立根据地了，但红军官兵的心情并没有黯然，相反他们的斗志更加高昂了。经过在遵义的十天休整，官兵们吃得好，睡得好，连衣服和鞋子都换成了新的。由于缴获很多而红军的人数少了，武器弹药也得到了补充。对于红军官兵来讲，只要能吃饱又有枪弹，还有什么可怕的？再说，以前连干部们都不知道下一步要去哪里，现在大家知道得很清楚了，到四川去，与红四方面军实现会师，建立一个比遵义地盘更大的根据地，四川定会出现一个最伟大的苏维埃共和国！

于是，瞬间出现的敌情出乎了红军官兵的预料。

一月十九日，中央纵队刚走出遵义没多久，迎面的山坡上突然出现大约一个连的黔军，黔军居高临下地开始了火力射击，整个中央纵队都在敌人的射程之内。周恩来赶快招呼队伍匍匐在一条土沟里隐蔽，然后组织警卫部队抵抗。但是警卫连的火力不够，眼看黔军就要冲到跟前的时候，叶剑英带领通信连赶到了，红军战士立即迎着黔军冲了上去。毛泽东站起来拍打着身上的土说：“这个房东硬是客气，要送送客哩。”

柏辉章一直紧跟在撤离遵义的中央红军的后面，虽不敢猛追，但跟得很紧。中央纵队突然遇险之后，红军后卫部队奉命停在遵义城北的一座小桥边不走了，迫使追击的黔军也停了下来，两军仅仅相距两百多米对峙着。对峙的过程中，一个立功心切的黔军营长忍不住想指挥部队冲一下，但是他刚一站起来就被红军一枪打倒了。

一月二十日，中央纵队到达了黔北重镇桐梓，在那里“中革军委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正式下达。这一作战计划内容极其完备，部署十分细致，再次明确了中央红军将冲出贵州进入四川，在川南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然后跨越整个四川东部，与位于川陕甘边界的红四方面军实现最终会合。

作战计划明确了中央红军的作战方针和作战任务：

我野战军目前基本方针，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来钳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

……为实行上述基本方针，我野战军目前初步任务应是：

1、由松坎、桐梓、遵义地域迅速转移到赤水、土城及其附近地域，渡过赤水，夺取蓝田坝、大渡、江安之线的各渡河点，以便迅速渡江。

2、消灭和驱逐阻我前进之黔敌与川敌，尽力迟滞和脱离尾追与侧击之敌。

3、在尾追之敌紧追我后，而我渡赤水与渡长江发生极大困难，不能迅速渡河时，则应集结兵力突击尾追之敌，消灭其一部或多部。

4、在沿长江为川敌所阻，不得渡江时，我野战军应暂留于上川南地域进行战斗，并准备渡过金沙江，从叙州上游渡河。

在详细部署了各军团的行动时间、地点和目的后，作战计划提出了实施军事行动的战术要点：

1、渡江要夺取先机，各纵队均应以迅速秘密的行动，达到目的地域。每日行程约六十里左右，必要时则以急行军赶到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