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是这样评价皇太极的：“太宗允文允武，内修政事，外勤讨伐，用兵如神，所向有功。虽大勋未集，而世祖即位諅年，中外即归于一统，盖帝之诒谋远矣。”《清史稿》作者认为皇太极的某些对外交往之道，甚至可以媲美远古之圣贤。最后，作者用一句崇高的感叹结束了对皇太极的评价，曰：“呜呼，圣矣哉！”

翻检起来，在洋洋大观、整整四十八本的《清史稿》中，只有皇太极一个人得到了后代史家这个字眼的评价——圣。至于康熙皇帝被他的儿子加“圣祖”谥号，显然是不同的另外一回事儿。

在古人的观念中，极为崇高从而达于极致的睿智与道德方才可以称之为“圣”。这是一个仅次于“神”的字眼，不是可以随便使用的。

我们知道，《清史稿》是在辛亥革命以后修撰的。那时，大清朝已经土崩瓦解了十数年，中国人民正在军阀混战的黑暗里，苦苦寻找着生存图强的道路。当年不可一世的皇亲贵戚们则在钻头觅缝地忙于找到买家，好把祖宗留下的家财宝贝——从府邸物业、珍玩字画、翡翠扳指，到鼻烟壶、蛐蛐罐儿，卖上一个好价钱，以便苦度时光。八旗铁骑的雄风早就荡然无存，八旗子弟已经成为膏粱、纨绔、败家子的代名词。爱新觉罗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黄金种姓，如今成了不祥的字眼，黄带子、红带子们纷纷改名换姓，用以逃避歧视、仇恨或者觊觎的目光。

斯时，《清史稿》的撰写者们，即便是遗老遗少，却也已经没有了太多现实的压力或者动力，去为一个死了将近三百年的先皇帝无原则地歌功颂德，以便为自己赚一个残渣余孽的恶名。由此大抵可以部分地知道，在晚明前清时代，皇太极的作为，可能是同时代的所有人物中，最为可圈可点的一位。

皇太极生于大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十月二十五日，出生地在努尔哈赤起兵后的第一个根据地费阿拉，治下在今天的辽宁省新宾县永陵乡附近。在努尔哈赤的十六个儿子中，皇太极排行第八。

关于皇太极名字的由来，至今还是一桩疑案。努尔哈赤家族中，许多人的名字与飞禽走兽有关，表明其生存状态必定与游牧渔猎的生产、生活条件密切相关。然而，专家们无法说清皇太极这个名字在女真语中的确切含义。于是，人们便不由分说地愿意相信，这是一个大福大贵的名字。汉族人、女真人、蒙古人之间相互影响极深，据说，蒙古语中的台吉，是汉语中“太师”的意思，蒙古人称呼皇帝的继承人为黄台吉，就是汉语“皇太子”的译音。于是，皇太子——黄台吉——皇太极三者之间便建立起了某种神秘的联系。尽管学术界不同意这种说法，大清朝官方史书也予以否认，但是，既然学术界解决不了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学术界之外的人们也就只好将此看成是天意了。譬如，《清史稿》谈到这个话题时的表述就是：等到皇太极继位，人们“咸以为有天意焉”。（《清史稿》本纪二）

史籍中，对皇太极的母亲评价很高。比如《清史稿》中，认为这位叶赫部落的孟古格格“庄敬聪慧”，温婉和顺，听到顺耳的好话，她不沾沾自喜，面对忤逆或诽谤，仍然能够和颜悦色而不改常态。她不好逢迎谄媚之言，也不接近奸佞之辈，“耳无妄听，口无妄言”，从来不干涉外界事务，只是一心一意地侍奉自己的丈夫。这样一位母亲，想必对童年时期的皇太极影响不小。

嫁给努尔哈赤时，孟古格格只有十四岁，努尔哈赤则为三十岁。那一年，是努尔哈赤起兵的第五年。当时，努尔哈赤可能已经有了至少五位妻子。他们是在结婚四年后，生下的皇太极。十一年后，孟古格格重病去世。努尔哈赤表现出了少见的悲恸。他痛哭不止，下令四个奴婢殉葬，不饮酒、不吃荤达一个月之久，并将灵柩停放了三年方才下葬。当时，努尔哈赤与叶赫部落的关系十分紧张，重病中的孟古希望最后见自己的母亲一面，被她的哥哥、叶赫部落酋长拒绝。为此，激怒中的努尔哈赤，曾经不顾实力相差悬殊，在妻子去世后不久，便率兵攻打叶赫部落。这一年，皇太极不满十二岁。

史书记载说，努尔哈赤对皇太极“爱如心肝”。（《满文老档》，太祖卷三）除了孟古格格的原因之外，可能和皇太极的聪慧有很大关系。据说，皇太极三四岁时就很懂事，接触过的事情“一听不忘，一见即识”；到他七岁时，努尔哈赤便“委以家政，不烦指示，即能赞理”。（《清太宗实录》卷一）就是说，这是一个七岁的小大人，不用大人指点，他就可以帮着把家里的事情打理好。

皇太极出生那一年，正值大明朝抗倭援朝战争爆发。七年后，这场战争结束。不久，朝廷又将李成梁派来第二次镇守辽东，时间又是七年。这十几年，正是努尔哈赤扩张实力的关键时期。有记载说，当时，皇太极年长的兄长如褚英、代善等，跟着努尔哈赤常年在外征战，努尔哈赤便将全部家政，交给了年仅十余岁的皇太极。

从史书记载上看，那是一个不小的摊子。当时，努尔哈赤全家住在费阿拉城的内城里，用木栅栏圈成了一个圆形的大院，其中，有一到四间不等的瓦房、草房十余座、三十余间，其中住着努尔哈赤众多的妻妾、儿女、卫兵、仆役、文书等工作人员和教育子女的教书先生等等。此外，城外有众多的庄田，城内有大量的财产。（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校注》）

大明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这一年，皇太极的母亲去世了。也是这一年，努尔哈赤将他的王城由费阿拉迁到十余华里外的赫图阿拉，他们的家业更大了。不过，据说皇太极仍然将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很对努尔哈赤的心思。这样的锻炼与经历，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应是不可小觑。

当时的一位观察家记录道：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酷爱射猎。每当大规模围猎时，人们带上炒面，用水调和后充饥，风餐露宿，不以为苦；马匹也很能耐饥劳，只吃很少的水草便可以昼夜驰骋；女子奔腾驰猎不亚于男人，十来岁的孩子也能够弓矢驰逐，争强斗狠。（李民寏《建州闻见录》）多年以后，皇太极曾经回忆说：“小时候，听说要出去打猎，个个欢腾雀跃，事先就调鹰蹴球，如不让去，哭着向太祖请求批准。”（《满文老档》太宗崇德二十三）这种情形，可能是皇太极成年后武功超群的部分原因。不止一种史书记载道：远征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时，途中缺粮，皇太极与全军将士一起射猎为生。他一个人一次便猎杀黄羊五十八只，其中，竟有不少一箭贯穿两只黄羊者，可见其武功神力。（王先谦《东华录》天聪六年五月）据说，沈阳实胜寺里收藏着皇太极当年使用的弓箭，矢长四尺多，寻常的强壮汉子根本就拉不开那张弓。（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一）

皇太极的身材比父亲努尔哈赤魁梧，中年以后发胖得厉害，体重大约在二百五十斤左右。加上很重的盔甲，致使一般的战马很难负担这庞大的重量。他有两匹心爱的战马，名字分别叫大白和小白。皇太极死后，他的陵墓前面有两匹石雕的骏马，据说就是按照大白和小白的形象雕制的。皇帝心爱的战马，应该是最为神骏的了。可是，这两匹马，其中一匹，皇太极一天只能骑乘五十里，另一匹，一天也只能驮着他走一百里而已。

皇太极可能属于那种热性的纯阳体质。天聪四年，时值十一月，正是东北冻裂石头的时节，皇太极带领满、蒙、汉官兵举行大规模围猎。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寒风中瑟缩；唯独皇太极，只戴一顶小窄帽，手不入袖，像根本不知道寒冷一样纵马驰骋，致使周围的人惊异兼钦佩莫名。（《清太宗实录》卷七）《清史稿》太宗本纪开篇就描述说：皇太极“颜如渥丹，严寒不栗”，就是说，他不畏严寒，脸色就像涂了红颜色一样赤红而有光泽。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观察，这种体征可不是好现象。身材高大肥胖，再加上脸色赤红，根本就是多血症加上高血压的体征。事实上，晚年的皇太极鼻衄严重，时常大量流鼻血、晕眩，并在工作中猝然死去，可能就是高血压导致的颅内出血和脑溢血。

各种史籍中，对于皇太极的军事活动记载得很多，他开始领兵打仗大约是在二十岁左右。大明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努尔哈赤征讨海西四部中的乌拉部落，皇太极是领兵大将之一。他的早期军事生涯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应该算是智取抚顺关一役。

抚顺关是建州女真通往大明帝国辽东腹心地区的重要关口，也是辽东商品集散地之一。大明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公元1618年），在庆祝努尔哈赤六十大寿的生日宴会上，努尔哈赤正式表达了向大明开战的决心。席间，大小贝勒一边向努尔哈赤献酒祝寿，一边议论从何处下手。众说纷纭，似有不得其门而入之感。皇太极认为，抚顺关乃建州出入之门户，必须先将此地拿下。他建议，趁春季大开马市之际，派部队乔装成马商，入城贸易，然后自己率五千兵马夜行至城下，里应外合，可一举而下。这是后金与大明为敌的第一战，其意义不言而喻。努尔哈赤采纳了皇太极的方案。结果，后来所有的发展几乎都和皇太极预想的一样。

冷兵器时代，在像建州女真这样崛起的渔猎部族国家里，若没有出类拔萃的军事建树，要想出人头地，成为领袖群伦的人物，其可能性微乎其微。在诸多史籍中，我们可以读到不少皇太极“料敌制胜，用兵如神”的记载，应该说，此种评价不算过分的溢美之词。事实上，不仅仅伐谋伐智，皇太极伐勇伐力，相当勇猛地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也颇为引人瞩目。以至于后来努尔哈赤担心他在战阵中发生意外，阻止他到战场上去冲杀。而皇太极本人也很快成为努尔哈赤最为倚重的将领之一。

沈阳攻防战号称辽东开战以来的“第一血战”，双方搏杀得异常惨烈。激战中，明军的大炮因发射频次太高，导致炮管过热，以至于装药即喷，无法发射。后金军也是死伤惨重，“却而复前，如是者三”——再三再四地溃退后，又冲上来。最后，在浑河边上，一员后金军将领面对众寡悬殊的明军不敢再战，向后溃逃。皇太极立即率骑兵迎头冲击，结果，竟然将兵力占有绝对优势的明军冲垮，以至于不可收拾。史书中不止一次谈到，皇太极曾数次在战场形势危急的关键时刻，不顾死活地率队投入战场，从而扭转了战局。

在宁锦保卫战中，面对袁崇焕的“凭坚城，用大炮”一策，皇太极一筹莫展，指挥了一次极为窝囊的战役，遭遇了不小的尴尬。除此之外，在三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中，我们在历史记载里几乎找不到皇太极其他军事上的失误或者失败。

从各种史料、实录中，我们会注意到一个醒目的现象：皇太极讲起话来特别平实。用今天的语言描述，就是他比较注重摆事实讲道理，绝少粉饰浮夸、装腔作势。一个特别刺眼的对比是：这种东西在同时期大明朝的官方文件中几乎是不胜枚举，称得上比比皆是。在明清之间的最后一次大决战——松锦会战中，洪承畴统帅十三万大军，稳健持重，前线清军连连败绩，情势危殆。鉴于明军兵势浩大，皇太极麾下的高级将领一再劝他缓行。皇太极笑着说：“我只担心他们听说我来了会潜师逃遁。他们要是不跑，我将破之如摧枯拉朽。”（《清史稿》太宗本纪二）这话听上去让人很不舒服，怎么看都颇有点自吹自擂的嫌疑。偏偏后来发生的事实，证明了皇太极没有吹牛皮。

在同时代的诸般人物中，说皇太极的军事才华远在其他人之上，大体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当时，有两位朝鲜观察家，一位认为代善只是“寻常一庸夫耳”；（郑忠信《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一百六十九）另一位则认为皇太极“勇力绝伦”。（李民寏《建州闻见录》）他们的观察不会是没有道理的。

在铁与血的搏杀中，一次次战胜对手，是古今中外英雄建功立业的途径，为此，他们时常会在民众中形成巨大的威望。这是人类的悲剧，却也是人类的现实。因此，将皇太极受众人推举继承了后金汗位，理解为是这种英雄业绩的逻辑后果，似乎不会比在这个问题上的那些“阴谋说”之类更远离事实。诚如鲁迅先生所言：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先生的这番话，若用在皇太极身上，似乎颇为恰当。仔细翻检史料，我们几乎找不到任何稍微坚强一点的证据，足以证明皇太极是通过阴谋手段拿下的汗位。就是在辛亥革命前后，排满、仇满情绪空前高涨，也鲜见此种臆测。这多少令人感觉到了些许欣慰。想想看，今天的史家，大多倾向于同意这样一个看法：多尔衮之所以能够进据中原，并建立了大清帝国的稳固统治，是在皇太极的十七年执政生涯中奠定的根基。即本章开篇引用之《清史稿》所言：“盖帝之诒谋远矣。”如果皇太极凭借阴狠狡诈，便创下如此偌大一份功业，岂不令人眼前一片漆黑？

事实上，这里已经涉及了皇太极的为人品格和政治品格问题。

女真人的渔猎习俗，涉及了关乎生存的根本经济利益，因此，有着十分严格的禁忌。这种禁忌类似军纪或法律，简单、严厉而有效率。许多书籍都谈到，女真人射猎时，很像行军打仗，众人推举出的箭主——牛录额真具有绝对权威，甚至可以处死违犯了行猎纪律的部族成员。在他们的行猎纪律中，包括必须听从牛录额真指挥，不许乱说乱动，不准擅自离开指定的位置，不准断围，不准践踏庄田，不准砍伐山林，不准把别人射杀的猎物占为己有，不准把自己射杀的野兽故意让给别人等等。

违犯了这些纪律的人，可能要付出严重的代价，远不仅仅是名誉扫地而已。这种习俗显然十分有助于培养一个人的纪律观念、忠于职守、合作精神和忠诚老实的品质。由此稍微展开一下联想就可以发现，这里，培养出来的根本就是一个优秀的战士。两百年以后，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西风日盛。有报道说，当西方人准备前往清国做生意时，曾经到过那里的前辈们会忠告他们：到了中国之后，最好和满族人来往。因为，比较起来，他们更诚实守信。

大明崇祯十二年、大清崇德四年（公元1639年）八月，已经进入晚年，来日无多的皇太极很感慨地和臣子们回忆往事：“从小跟随太祖出猎，我从来没有把别人猎获的野兽占为己有；军中获胜后的战利品，我也从来没有私自留下过一件什么东西中饱私囊。因为我存心正直，所以才能获得上天的眷顾。”（《清太宗实录》卷四十八）

假如在十数年漫长岁月里，皇太极处心积虑干下了那些谋兄弑母、夺弟权位的事迹，如今又说出这样一番话，那么他就是古往今来排名第一的大坏蛋；那些十年前推举他走上后金汗位、十年后又拥戴他坐上大清帝位、两百多年后再用“圣矣哉”来赞叹他的人，就是一群地地道道的白痴。

常识告诉我们，这可能不是事实。

《清史稿》在介绍皇太极的爱好时写道：皇太极“性耽典籍，谘览弗倦”。就是说，此人在频繁的征战厮杀之余，很是喜欢读书，经常沉溺于古今典籍之中，孜孜不倦地探讨和阅读。从实录记载中可以看到，皇太极经常以古论今，可以准确引用我国古代典籍中记载的事例。譬如，他很喜欢用古代名将爱兵如子的故事教育那些贝勒，对于战国时期那位为士兵吮疮的将军，对于汉代那位大将军于艰难困苦之中不肯独享美酒，将之倒进河里与士兵共享的故事，皇太极似乎特别津津乐道。（《清太宗实录》卷八；《满文老档》太宗天聪二十三）

在关于皇太极的历史记载中，提到他学习历史、谈论历史的地方可能有近百处。从中可以看出，他对我国历史涉及范围极广泛，从远古的唐尧虞舜，到宋、元、明、清，且每每有精彩中肯的见解，在我国历史上的所有帝王中亦属少见。在三百多年前，他就曾经很中肯地指出：汉文史书，有太多的粉饰之词，这些浮夸实在没有什么益处。（《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三）这种情形，或许可以部分地说明，皇太极为什么会被后代史家赞叹为“圣矣哉”了。

做了汗王后，有一次，他信步走进文馆，看到一个官员正在伏案工作，便问他在做什么。那位官员回答：正在整理汗王的实录。皇太极马上说：“这是史官的工作，我不适宜观看。”随即按规定退了出去。（《清太宗实录》卷八）

在其当时，汉字汉语对于皇太极来说，是一门真正的外语和异质文化，而翻译事业又远不及今日之发达。这也就难怪后代史家会认为，皇太极是一位“聪睿绝伦”的人。（《清史稿》太宗本纪一）

这样的文武全才，如果不是绝无仅有的话，在当时的贝勒老爷里也至少不是特别多见。这种情形，可能使皇太极自我感觉良好，从而有些傲慢而不讨人喜欢。或者也可能是因为喜欢读书的缘故，他显得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特别是与阿敏、莽古尔泰、阿济格这些粗野的武夫站在一起时，想必会有鹤立鸡群的效果。

有一次，努尔哈赤说了很长一段话，训诫皇太极：你是贤人，就应该什么事情都做得恰如其分，宽以待人，让兄弟们生出敬爱之心。但你却独善其身，放纵诸兄弟任意行事，这是很不对的。你想当汗吗？你退朝时先送送你的哥哥，那么你哥哥们的子弟必定会回报你，送你到家。现在，你不送哥哥，而你哥哥的孩子送你，你都默然接受。这样行事，是贤明的表现吗？为此，已经引起你弟兄德格类、济尔哈朗、侄子岳托等人的不满，说你做得过分。这虽然是谗言，但也不能说你贤明。努尔哈赤很动感情地说：“你是我的嫡妻所生，我很喜爱你，可你不能为此就自以为了不起。你这样想，是何等愚昧无知呵。”史书记载说，动情处，努尔哈赤老泪纵横。（《满文老档》太祖卷五十四）

这件事情看起来并不大，其中透露出的大量信息却颇为耐人寻味。

此事发生在大明天启三年、后金天命八年（公元1623年）六月。三年后，努尔哈赤就死了，皇太极被众人推举继位。推举者中，偏偏是岳托兄弟表现最力。从史书记载中判断，济尔哈朗、岳托、萨哈廉文武双全、能征善战，属于最受皇太极信任的高级将领一类，在未来的岁月中曾经屡屡被委以重任。不知是皇太极改正了自己过分的举止，还是他们本来就心有灵犀、同气相求。

皇太极继承汗位之前，情形大体如此。他做了汗王后，情况变得异常复杂，特别是在皇太极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四大贝勒的关系上。

按照八大贝勒共理国政的制度，皇太极登上汗位之后，与其他和硕贝勒之间并没有君臣之别，在理论上讲，他们的身份是平起平坐、平等共处的，在举行朝会、各种集会和重大典礼时，四大贝勒并肩而坐，共同接受大家的叩拜。在元旦大典时，皇太极还要率领众兄弟子侄向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人行拜贺大礼。有证据显示，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在这种制度原则下，大体上维持了一种均衡的态势。随着形势的发展，皇太极威权日重，最后，平衡终于被打破。

链条首先是在二贝勒阿敏身上被打断的。事情发生在皇太极继位为汗后的第四个年头。

阿敏是皇太极的堂哥。努尔哈赤将弟弟舒尔哈齐杀死后，让阿敏继承其父亲舒尔哈齐留下的大部分遗产。因此，阿敏死心塌地地追随努尔哈赤东征西讨，所立战功颇多，一直是努尔哈赤最重要的战将之一。大约属于那种凶猛、不怕死，很能打仗，却也十分粗野横暴一流人物，在推举皇太极为汗的问题上，他表现得很痛快。谁知，皇太极刚刚继位不久，这位阿敏就要求皇太极同意他“出居外藩”，就是打算自己自成一国，皇太极断然拒绝。由此，皇太极对阿敏心生不满。（王先谦《东华录》崇德四年八月）

皇太极第一次率军袭扰北京时，可能有在反方向上打通山海关进军之路的意图，因此，攻克永平、滦州、迁安、遵化四城之后，便命留守沈阳的阿敏率兵前去驻防。当时，皇太极安置了这些城市归降的官民，并严厉约束诸王贝勒，不许对这些人加以侵害，以便在关内汉族地区扩大政治影响，违者将要从严治罪。

不料，阿敏根本不以为意。他一到永平，就对部下说：“既然已经拿下城池了，为什么不屠其民？我既然到这儿了，就不会让你们空手而归。”当时，正值孙承宗率领明军实施大反攻之际，这厮既不组织抵抗，也不支援友邻部队，而是下令屠城，将已经归降的所有汉官与永平（即今天河北省卢龙县）与迁安两城百姓全部杀死，将所有财物掳掠一空，然后一溜烟跑回了沈阳。

这场血流成河的屠杀，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后果。此后，大凌河、锦州等地军民宁愿战死、饿死也不投降，与此次屠城有直接关系。

皇太极收到明军反攻的军报后，立即派遣部队紧急赴援。随后，便传来阿敏弃城逃归的消息。皇太极大惊，勒令阿敏驻屯于城外十五里处，不许进入沈阳城，并责问原因。

三天后，大明崇祯三年、后金天聪四年（公元1630年）六月七日，皇太极召集所有贝勒大臣，一口气宣布了阿敏十六条大罪。平心而论，阿敏这厮的确有他自己的取死之道，咎由自取的味道很重，并不值得同情。永平屠城并弃守后，有资料说，该城之中血流有声，这阿敏实属罪该万死。其他那些罪名，也显然背离了推举皇太极继位时他本人亲口立下的誓约。因此，细细考究起来，虽然不无欲加之罪的嫌疑，譬如，其中指斥阿敏轻视皇太极、有不轨之心的罪名达十一条之多，叫人无法完全心服口服，但毕竟还不是无中生有。皇太极让大家集体讨论处理办法，众人异口同声，以为应该处死阿敏。最后，皇太极下令将其幽禁起来。（《清太宗实录》卷七）

十年后，即大明崇祯十三年、大清崇德五年，阿敏在幽禁中死去。

接下来，轮到了莽古尔泰。

三贝勒莽古尔泰是皇太极的五哥，在努尔哈赤的众多子侄中，他能够成为四大贝勒之一，显然与他骁勇善战且战功赫赫有关。莽古尔泰很早就与皇太极并肩作战，两人之间的关系可能一度还很亲密。二人反目是在阿敏被幽禁的第二年。

大明崇祯四年、后金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八月十二日，皇太极率军围攻大凌河城，猛攻不下，伤亡甚众。第二天，莽古尔泰找到皇太极，要求把隶属他的旗下，如今被差遣出去的精兵归还给他。皇太极说：“我听说你的部下凡有差遣，总是违误。”莽古尔泰说：“一有差遣，我的部众总要比别人多一倍，什么时候有过违误？”皇太极恼火道：“果真如此，就是诬告，我会严加追究；如果揭发属实，就要把违误者绳之以法。”说完，皇太极红头涨脸地准备上马离去。莽古尔泰急了，说：“皇上应该出以公心说明白，为什么总是和我过不去？因为你是皇上，我一切都顺着你，你却这么不知足！难道是想杀我吗？”边说边握住腰间的刀柄，注视着皇太极。莽古尔泰的同母弟弟德格类见此情形，忙打了莽古尔泰一拳，并骂道：“你这是大逆不道呀。”莽古尔泰怒骂道：“蠢东西，竟敢打我！”说着，将佩刀拔出了半尺许，德格类连忙把他推到了一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