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怡看见那座天桥，忽然灵机一动：她有办法进入这个院子。她走进早已改为家属宿舍的北苑，然后踏上颤颤悠悠的天桥。这天桥曾是公馆内部联系的纽带。三十多年前，这是个大官僚的宅邸，北苑住老太爷，南苑住少东家。家人来去不走正门，而借天桥过往。鼎盛时期，这一带每晚都是“车如流水马如龙”，几乎集中了全城的体面角色。那苑子里麻将摆七八桌，哗啦哗啦的洗牌声巷口都能听见。届时天桥上灯笼流萤般穿梭，那是丫头小厮们忙于沟通两苑的各种消息。半夜，总有挑点心担、敲梆子的生意人在天桥下流连，丫头们便打着灯笼，把一只只竹篮用绳子从桥上放下去，叫着：“老倌儿，要四碗红油抄手！”或：“太婆，煮五个醪糟蛋，要嫩的！”一会工夫，竹篮儿冒着乳白色的热气被吊上去，诱人的香味从那细瓷品锅里溢出，飘了一径。

这天桥又常常是丫头和小厮们幽会的鹊桥。也常常有人在这里寻短见。

木板在乔怡脚下咯吱咯吱地响着。她想到萍萍那次风风火火地把她拽到这桥上，对她说：“季晓舟……那个拉大提琴的，是私娃娃！”她紧张得语不成句。

乔怡起初不信。后来她和季晓舟同一批入团，在支部大会上，听他亲口念“备注”栏目：“母亲在解放前夕被一个官僚奸污，生下我之后于第三天去世。”听本地人说，他母亲是当时的名优，漂亮得不得了，而且和这古老的苑子有着某种神秘的瓜葛。

走下天桥，迎面一间大房子是后盖的，它的宅基曾是个巨大的金鱼池。大房子由幼儿园的活动室改为宣传队的排练厅。现在窗子上的玻璃全下掉了，象一张张没牙的嘴。地上落着隔年的梧桐叶，被雨水沤红了，踩上去没有一点声响。乔怡的眼睛突然一亮，她看见了排练室外面的墙报栏。她几乎扑了上去，因为那上面还保留着团支部的最后一期墙报，虽然经过风侵雨蚀，早已残破不全了。她仔细在墙报上寻找着……

最后一期墙报是最红火的，主要是表彰宣传队参战人员的事迹。乔怡找到了自已的名字，找到了丁万、季晓舟、桑采、廖崎、黄小嫚……还有已故的田巧巧。

大田回过头，望着一瘸一拐落在最后的荞子，问：“你的鞋呢？”

“刚才一脚踩在烂泥里，拔掉了。”

“那怎么行，我去给你找！”

她刚转身，却被荞子拽住：“找不回来了！别去……”

大田甩开她：“看这满地的甘蔗桩子，有的比刀还利，你咋走？”说罢往回跑去。

荞子直顿足，但又不敢大声喊，从昨夜到现在他们一直在奔跑，凭他们这点人力兵力，与敌人正面交锋当然是不明智的。赞比亚领着他们离开公路，尽在甘蔗田、灌木林里钻，费尽力气、使尽解数才甩掉那几个紧咬不放的越南兵……

“愣什么？快跟上！”赞比亚喝斥道。

过了一会儿，后面响起枪声。荞子眼前顿时一黑，完了，大田准出亊了！

走在前面的赞比亚已闯进一间半塌的农舍，其他人也跟了进去。他点了点人数！“大田！怎么少了大田？！”

荞子刚要回答，门被撞开了。大田摇摇晃晃地走进来，一手捂着下腹，另一只手把双泥砣似的解放鞋扔到荞子面前。她急喘着，微微一笑：“是在点名么？我到。”

荞子扑上前扶住她：“我还以为你……我听见枪声了！”

大田顺着墙根坐下去，一只手仍顶在腹部。她发现所有人都在疑惑地打量她，便把眼一瞪，“看什么？肚子有点疼——女同志的事儿！”

外面安静了。总算没出什么差错。赞比亚本来是可以随伤员车走的，但他留下来了，这是七个毫无战斗经验的文艺兵哪！

“我们怎么办？”数来宝问赞比亚，“男的还行，拖着四个姑娘，要是天亮和大部队联系不上……”

“就整个完蛋！”了不起接道。

赞比亚不吭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军用地图，铺在膝盖上，仔细辨认着他们目前所处的方位。大部队已卷席似的开到他们前面去了。他们既无步话机联络，又无交通工具，光靠两腿追上大部队近乎不可能。这条公路两旁埋伏了不知多少敌人，昨夜那零零落落的几次遭遇已耗损了这支小队一大半元气。他的军帽早丢了，绷带被血浆得梆硬，象箍了层铁皮，稍抬眼皮，也会扯得伤口作痛。他也不那么健全了，可这几个连枪也打不响的兵，把全部体重都压在了他肩上。而比那更重的，是他的责任：昨夜是他主张把他们的车换给伤员的。

“天亮了，会有汽车吗？”采娃问。

“有汽车！十一路。姑奶奶，你知道我们已经离公路多远了吗？”数来宝盯了赞比亚一眼，“哼，怎么也不该把四个女娃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