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第七天》之后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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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如何叙述现实是没有方程式的,是近还是远完全取决于作家的不同和写作的不同,不同的作家写出来的现实不同,同一个作家在不同时期写下的现实也不一样,但是必须要有距离。在《第七天》里,用一个死者世界的角度来描写现实世界,这是我的叙述距离。《第七天》是我距离现实最近的一次写作,以后可能不会这么近了,因为我觉得不会再找到这样既近又远的方式。
一直以来,在《兄弟》之前,我就有一种欲望,将我们生活中看似荒诞其实真实的故事集中写出来,同时又要控制篇幅。用五十万字或者一百万字去写会容易很多,虽然会消耗时间和体力,但是不会对我形成挑战,只有用不长的篇幅表达出来才是挑战。我找到了七天的方式,让一位刚刚死去的人进入另一个世界,让现实世界像倒影一样密密麻麻地出现,身影十分清晰。我也借助了《创世记》的开篇方式,当然中国有头七的说法,但是我在写的时候脑子里全是《创世记》,一是因为《创世记》描述了一个世界的开始,这是我需要的,头七的说法没有这样宽广;二是因为《创世记》的方式比头七更有诗意。至于题目不是“七日”而是“第七天”有两个原因,首先作为书名,“第七天”比“七日”好;第二个原因是,我这次是反过来的,写到第七天“死无葬身之地”才是故事的开始,但这个开始又是传统意义上小说的结尾。为什么找到这样一个死亡的角度呢?可能写作时间越长,野心越大,风险也越大。
我一九九六年开始写《兄弟》,在当年来看,当时的中国和“文革”时变化大得已经难以想象,而二○一二年和一三年比○五年、○六年更加荒诞,难以想象的现实都在发生,最后大家都慢慢习惯了。○六年写完《兄弟》下部的时候,有人说小说是虚假的,现在没有一个人这样认为,这次我写的全是熟悉的事情,又有很多人说是瞎编的。我就是想在不大的篇幅里,寻找一些具有这个时代标志性的事情,把今天的中国放进去。所谓的社会事件,现实里荒诞的东西,我其实写得很少,因为进入某种叙述的时候,要按照叙述语境来。除了“我”和“我”父亲杨金彪、“我”和李青的描写以外,真正涉及到现实事件的笔墨,占的篇幅并不大。现实世界的东西对我来说是倒影,而不是重点。
我在写小说的时候可能有一种心理疾病,一段话写得不满意就写不下去。在《兄弟》之前我就把开头写完了,我认为写得很精彩。为什么搁了一段时间呢?就是没有殡仪馆的那个电话:“你迟到了,你还想不想烧?” 缺少这么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