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收获》第五期 (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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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形式的单一，开始追求叙述的多元，我们在写作的时候努力寻找叙述前进时应该出现的多种可能性。结果当时很多文学杂志首先认为我们没有听党的话，政治上不正确，其次认为我们不是在写小说，是在玩弄文学。
《收获》也没听党的话，而且认为我们是在写小说。当时《收获》感到叙述变化的时代已经来临，于是大张旗鼓推出四期先锋文学专号。《钟山》《花城》和《北京文学》等少数文学杂志也感受到了这个变化，可是他们没有像《收获》那样大张旗鼓，只是隔三差五发表一些先锋小说。什么原因？很简单，他们没有巴金。
一九八○年代的中国文学可以说是命运多舛，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运动，让刚刚宽松起来的文学环境三度进入戒严似的紧张状态。先锋小说属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产物，有些文学杂志因为发表先锋小说受到来自上面的严厉批评，他们委屈地说，为什么《收获》可以发表这样的小说，我们却不可以？他们得到的是一个滑稽的回答：《收获》是统战对象。
巴金德高望重，管理意识形态方面的官员们谁也不愿意去和巴金公开对抗，巴金担任《收获》主编，官方对《收获》的审查也就睁一眼闭一眼，《收获》就是这样成为了统战对象。巴金的长寿，可以让《收获》长期以来独树一帜，可以让我们这些《收获》作者拥有足够的时间自由成长。
李小林转危为安，《收获》和先锋文学也转危为安。先锋文学转危为安还有另外的因素，当时文学界盛行这样一个观念：先锋小说不是小说，是一小撮人在玩文学，这一小撮人只是昙花一现。这个观念多多少少误导了官方，官方对待先锋文学的态度从打压逐渐变成了让这些作家自生自灭。
这个盛行一时的“不是小说”的观念让我们当时觉得很可笑，什么是小说？我们认为小说的叙述形式不应该是固定的，应该是开放的，是未完成的，是永远有待于完成的。
我们对于什么是小说的认识应该感谢我们的阅读。在经历了没有书籍的“文革”时代后，我们突然面对蜂拥而来的文学作品，中国的古典小说和现代小说、西方十九世纪小说和二十世纪小说同时来到，我们在眼花缭乱里开始自己的阅读经历。我们这些先锋小说作者身处各地，此前并不相识，却是不约而同选择了阅读西方小说，这是因为比起中国古典和现代小说来，西方小说数量上更多，叙述形式上更加丰富多彩。
我们同时阅读托尔斯泰和卡夫卡他们，也就同时在阅读形形色色的小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