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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部中篇小说（一九四四年写的《憩园》和一九四五年写的《第四病室》），我自己觉得都是失败之作（其实我的其它作品又何尝是成功的？）。一位外国朋友读过《憩园》和另一部小说《寒夜》（见《文集》第十四卷）以后，批评我“同情主人公，怜悯他们，为他们愤怒，可是并没有给这些受生活压迫走进了可怕的绝路的人指一条出路。没有一个主人公站起来为改造生活而斗争过”。
我为这两部中篇小说写过“内容说明”。我为《憩园》写了如下的话：
这部中篇小说借着一所公馆的线索写出了旧社会中前后两家主人的不幸的故事，写出封建地主家庭的必然的没落。在这书里不劳而获的金钱成了家庭灾祸的原因和子孙堕落的机会。富裕的寄生生活使得一个年轻人淹死在河里，使得一个阔少爷病死在监牢中，使得儿子赶走父亲，妻子不认丈夫。憩园的旧主人杨家垮了，它的新主人姚家开始走着下坡路。连那个希望“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的好心女人将来也会闷死在这个公馆里面，除非她有勇气冲出来。
为《第四病室》我写的是这样的说明：
这是一个年轻病人在当时一家公立医院中写的“病中日记”，也就是作者根据一部分真实的材料写成的小说。“第四病室”，一间容纳二十四张病床的外科病房，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缩影。在病室里人们怎样受苦，怎样死亡，在社会里人们也同样地受苦，同样地死亡。可是在这种黑暗、痛苦、悲惨的生活中却闪烁着一线亮光，那就是一个善良的、热情的年轻女医生，她随时在努力帮助别人减轻痛苦，鼓舞别人的生活的勇气，要别人“交得善良些，纯洁些，对人有用些”。作者写出了在那个设备简陋的医院里病人的生活与痛苦，同时也写出了病人的希望。
其实我讲的只是作者自己的主观愿望，我当时的确想把它们写成那样。至于做到没有，这是谁都看得出来的。而且细心的读者单单从这两个“说明”也会看出小说的缺点：我只是简单地写出了我自己看到的一点东西，或者我个人一时的感受。有时候我甚至有意无意地对应当灭亡的人给了一些同情，例如对《憩园》里的杨老三和姚国栋。
《憩园》的背景在成都。我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两次回成都的见闻帮助我写成这部小说。杨公馆就是我们老家的房子。我一九二三年离开它以后就不曾再见到它。我是根据我的记忆写成的。杨老三就是我的一个叔父，我一九四一年一月回到成都，听说他刚刚在监牢里死去，那情形和我在小说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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