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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则是作者忧心即将到来的远行。溯其源就不难发现，此联之意，正自老杜的“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两句化来。
有意思的是，苏辙后来出使辽国，苏轼赠诗《送子由使契丹》说：“沙漠回看清禁月，湖山应梦武林春。”也用了“沙”“湖”二字。这两个字呈现辽宋两国的地理特征，一湖一沙之间，寄寓了前途茫茫的瓠落之思，以及诗人对国运兴衰的牵挂。
尾联说后会无期，只能寄雁传书以叙亲情。雁南征时已是秋季，也就是说，当你收到我的书信时，时光又无情地向前推移了。这两句把首联的“怆情”往深推进一层，与杜甫《赠卫八处士》末联“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异曲同工。
总体看来，《示长安君》一诗平易近人，无深僻典故，无百转千回之变化，但字句流转之间，又予人无限余响。
王安石的经学思想，多有惊骇怪异处，他的新经义颁行后，无法在学理或情感上服众。至于其他散论，也每有惊人句，有时亦令人难以根据情理寻绎，比如他讥诮司马迁的《史记》把作为布衣的孔子列入世家是自乱体例。这个观点，就被清人王鸣盛批评为不懂“贵贵尚爵”之义。王鸣盛的说法是对的，把孔子列入世家非但不是《史记》的弊病，反而体现出司马迁卓绝千古的眼光。
《礼记·大学》说：“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按照王安石“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治国思想，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聚敛之臣。他当权后，使宋室“强中央、弱地方”的痼疾加深，其青苗、保甲诸法，令国家府库充实，但民生愈加凋敝；更有甚者，所进用的多为刻急严苛、寡情少恩之徒，这深度恶化了北宋吏治。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熙宁新法的施行，不独是王安石一人推动的结果。朱熹认为：“新法之行，诸公实共谋之。”比如张载以及程颢，最初都参与了推行新法。宋朝是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局面，双方“共定国是”是有宋一代不成文的“宪法”。因此，把新法施行全然归因于王安石一人，不属的论。
王安石的人格无可訾议，但北宋之崩溃又与其变法息息相关。月旦人物，固不能专事诋毁，但紧缩评判尺度，将有功于警戒后世。王安石遗祸国家，这点在后世史家中已有公论。近世求新求变之风盛行，对王安石的评价翻转过来了，大家都赞扬他勇于改革旧政，一时之间，他似乎成了一位良相。
如此宽容无度的做法，实在要不得。评价人物，贵能有一种严格、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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