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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后人若是赞赏他的这一选择，则只能意味着王维一人成功了，中国文化失败了。
不过，对于作为具体生命的王维来说，他的这一表现又不宜被深责。毕竟人生之难，最在一死。当白刃加于眼前的时候，要求人就死殉节，是不近人情的。从古至今，不知多少虚伪与惨剧，就在这些严苛的要求中发生。
从人生痕迹看来，王维绝非无行之人，他受过贤相张九龄的提拔，当张九龄因李林甫的谗害而被贬到荆州之后，他写下了《寄荆州张丞相》一诗：
所思竟何在，怅望深荆门。
举世无相识，终身思旧恩。
方将与农圃，艺植老丘园。
目尽南飞鸟，何由寄一言。
这首诗情致深长，暖人心脾，可见王维心性之淳良。他投降安禄山，也并非心甘情愿，而是生死所迫，为人生最不得已之举。
中国文化的一个可贵之处在于既重气节，也行恕道。重气节是立下做人的大本，行恕道则避免了咄咄逼人。后人评价王维，很少以死相责，也并没有因为他投降安禄山一事而抹杀了他的诗歌成就，这是对他行恕道的表现。
关于王维的诗作，胡应麟的评价最为得当：“众体皆工，而不免为名家。”不予王维大家之目。清人张谦宜点评《凝碧诗》说：“此谓怨而不怒。”这看上去是赞美，实际上恰恰是王维的弱点：能怨而不能怒。古来衡定文学成就，从来就不是简单地就文字功夫而论的，还要看人的力量。王维的生命气格偏柔弱，这能助他免去祸灾，却不能振动人心，宜乎他的作品在当世享有盛誉，在历史上却只能退居二流，不能与屈原、陶渊明、杜甫这些大家争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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