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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小团体；同时给自己起了个与苏联同志类似的名字：博古诺夫。一九三〇回国后，他把“博古诺夫”省略成“博古”，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任干事。一九三一年，在向忠发叛变的非常时期，经王明鼎力举荐，博古年初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四月任共青团中央书记，九月任共产党临时中央常务委员，直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总负责人。一九三三年，博古连同临时中央政治局到达瑞金苏区。五月，被增选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就这样，当一九三四年巨大的动荡将要来临时，博古的政治权力也达到了顶峰：在党内，他任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和中共中央书记；在政府中，他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府主席团委员；在红军中，他任红军前方野战司令部政治委员——这个拥有党政军大权的青年这时年仅二十七岁，除了读过马克思和列宁的书籍之外，没有过任何从事革命武装斗争的实践。
当中国工农红军以巨大的代价完成了长征之后，博古在延安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当时是‘三人团’处理一切。”——放弃中央根据地，数万红军大规模转移，整个苏维埃国家整体搬迁，如此重大的决策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如果博古的这个说法是真实的话，无论如何都令人难以置信。
一九三四年，中国共产党经过六届五中全会的改选，领导机构和组织程序已相对健全。中央政治局十一名正式委员中，除王明和康生在苏联、任弼时在湘赣苏区、张国焘在川陕苏区外，其他的委员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毛泽东、陈云、顾作霖均在瑞金；候补委员中除关向应在黔东苏区外，朱德、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也在瑞金。当时的书记处成员在党务、政府、工会等方面各有分工：党中央设有由李维汉任局长的组织局，中央大量的日常工作由组织局处理。政府方面，虽身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已不能有效地行使权力，但是身为副主席的项英大权在握，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也有相当的权力。而在军事上，朱德是中央政府的军事部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周恩来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委，王稼祥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刘伯承任红军总参谋长。中革军委下属的总司令部、总供给部、总卫生部、总兵站部、总动员武装部等机构十分健全。由此可见，当大规模军事转移计划形成的时候，博古和李德应该无法完全取代中共中央和中革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