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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和适当的条件使不熟悉的变为熟悉，因此我常常写不出作品，只好在别的事情上消磨光阴。这说明知识分子的改造十分艰巨。我自己应当负全部责任。
至于友谊，我不会为过去那些散文感到遗憾。固然我在这方面走过不少弯路，有时候把白脸看成红脸，把梦想写成现实。即使一些文章给时间淘汰了，但人民的友谊永远不会褪色。我开始写作时有一个愿望就是追求友谊。我第一次到法国，有一个愿望也是追求友谊。在五十多年的创作生活中我始终没有停止对友谊的追求。我这次在巴黎、在沙多—吉里都讲过类似的话：五十二年前我在这里感受到友情的温暖，写完了我的第一部小说，今天我怀着感激的心情来寻找我的脚迹，只是为了向法国朋友们表示谢意。
这一次我的确“满载而归”。在万福楼我举杯祝酒，我说：“我们在这里过友谊节。”吃中饭的时候，法国朋友和我们又在一所法国大饭店相聚，人数不到前一个晚上的三分之一，我们吃着当地的名菜，谈着美丽的前景，谈笑更自然、更亲切。友谊一直是我们谈话的主题。一位女主人在席上递给我一件礼物，可能是一本书，一本画册，或者一本照相簿，是用花纸包好了的。她说这礼物表示了法国朋友的心意。她那认真的、善意的表情使我感动。我郑重地接受了它。在来饭店之前我还接受了另一件礼物，那是一幅画的复制品。是“图书的力量”书店主人送给我的。我把两件礼物放在一起。后来到商业中心参观，我女儿把它们从我手上接了过去。朋友们陪我们逛了一个下午，七点二十分我们才上飞机。瘦长的胡子不多的法中友协里昂分会的负责人一直和我们在一起，我记下他的名字，以后又忘记了，但是他的面貌我不会忘记。在万福楼他曾小声教大家唱《丝织工人之歌》。在我们回国的前一个下午我在巴黎法中友协干部会议的会场上又看见他。分别时，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望着他那十分友好的笑容，我的话到了嘴边又给咽下去了。我想对他讲什么呢？
原来是这样一件事情：那两件礼物给传来传去，上了飞机放在行李架上，忘记拿下来。我请陪同我们到外地访问的法中友协主席贝热隆先生找人到机场查问，飞机已经到别的国家去了。回到巴黎我们又住了五天，可是没有再听见人谈起那两件礼物。
两个月又过去了。回忆仍旧在折磨我。我想到那一个没有写上字的花纸包，和那幅复制的画和它的没有署名的封套，我仿佛受到谁的严厉的谴责。我始终记住那一句话：法国朋友的心意。我没有把它们带回国内，我辜负了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