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头与额头相贴 (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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糕上的银蜡烛。
多想拿走一支还给妈妈呀！可医院的体温表虽多，管理也很严格。纵使打碎了，原价赔偿，也得将那破损的尸骸附上，方予补发。我每天对着成堆的体温表处心积虑、摩拳擦掌，就是无法搞到一支。
后来，我做了化验员，离体温表更遥远了。一天，部队军马所来求援，说军马们得了莫名其妙的怪症，他们的化验员恰好不在，希望人医们伸出友谊之手。老化验员对我说：“你去吧！都是高原上的性命，不容易。人兽同理。”
一匹砂红色的军马立在四根木桩内，马耳像竹笋般立着，双眼皮的大眼睛贮满泪水，好像随时会跪倒。我以为要从毛茸茸的马耳朵上抽血，战战兢兢地不敢上前。
兽医们从马的静脉里抽出暗紫色的血。我认真检验，周到地写出报告。
我至今不知道那些马得的是什么病，只知道我的化验结果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兽医们很感激，说要送我两筒水果罐头作为酬劳。在维生素匮乏的高原，这不啻一粒金瓜子。我再三推辞，他们再四坚持。想起“人兽同理”，我说：“那就送我一支体温表吧！”
他们慨然允诺。
春草绿的塑料外壳，粗大若小手电。玻璃棒如同一根透明铅笔，所有的刻码都是洋红色的，极为清晰。
“准吗？”我问。毕竟这是兽用品。
“很准。”他们肯定地告诉我。
我珍爱地用手绢包起。本来想钉只小木匣，立时寄给妈妈，又恐关山重重、雪路迢迢，在路上震断，毁了我的苦心，于是耐着性子等到了一个士兵的第一次休假。
“妈妈，你看！”我高擎着那支体温表，好像它是透明的火炬。
那一刻，我还了一个愿。它像一只苍鹰，在我心中盘桓了十几年。
妈妈仔细端详着体温表说：“这上面的最高刻度可测到46摄氏度，要是人，恐怕早就不行了。”
我说：“只要准就行了呗！”
妈妈说：“有了它总比没有好。只是，现在不很需要了，因为你们都已长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