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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解除了他们被打压的咒符，而且带来学生政治团体的繁荣。这些团体的存在及其在学生中“代代相传”，无形中为年轻人参与政治提供了“基础设施”。就是说，你不需要自己点火柴摸黑找路去参与政治，而且一不小心撞到了枪口上，在那个社会，参政的“高速公路”都修到了你家门口，而且到处路牌清清楚楚，你一踩油门就成了公共生活的一分子。
至于有人在读了“Me Generation”一文后得出那个结论说“西方媒体就爱报道中国的负面新闻”，我觉得这是典型的“谎言重复了一千遍就变成了真理”。首先，西方媒体上肯定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的文章比比皆是。
其次，西方媒体对自己国家、政府的“负面报道”也比比皆是。在哈佛有一次参与一个中国学者的报告，她为了证明美国媒体如何“妖魔化中国”，说：“从××年到××年，纽约时报关于中国政府的负面报道占据了一半以上……”我当即提问：“那你统计了同一时期纽约时报对布什政府的负面报道占了多少吗？更重要的是，你统计了同一时期，美国社会的问题和中国社会的问题是几比几吗？”
“妖魔化中国”这个命题的出现，隐含的前提还是那种把报纸当成政府宣传工具的思维。负面的事故容易成为新闻，而新闻只管真实不真实，你管它好话坏话的比例干吗呢？统计这种比例，多怨妇啊。这种被迫害妄想症一旦流行起来，还越来越理直气壮了。既然新闻媒体的职能之一是监督政府，负面报道对于政府也许不是好事，但是对于社会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就是在中国内部，关于孙志刚、SARS，黑窑工这种“负面新闻”不恰恰是“帮助”政府纠正了很多社会问题吗？你去读读文革或者大跃进期间的中国报纸，一点也不“妖魔化中国”，So what?
扯了这么多，我想说的是，也许《时代》上那篇文章关于某些个人的报道有失水准，但是如果大家读到那篇报道之后想到的仅仅是如何“反思西方媒体”，而不是我们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在我看来，实在是避重就轻。当然，避重就轻是皆大欢喜的必由之路，作为一个热爱皆大欢喜的社会，我们又取得了一次胜利。
